迷醉人心的莫吉托
慢行在日落大道，看路灯下坐在临海长堤的哈瓦那民众吹着海风聊天。热潮褪去的哈瓦那，温柔又带着凉意。和她的民众一样，这座城市有着太多不同面孔。
长堤边上有人不断冲我吹口哨，我只好往前走，不搭理。
“嘿，你好！”身边的西班牙语招呼声又起。
我装没听见，继续前行，对方不放弃，又问：“你今天好吗？”
我仍不理会。对方换了英语：“你是中国人吗？你好，中国。”
这下得停下步子了。我那该死的民族自尊。
一看是一对夫妻，便放了心，走过去笑说，是啊，我从中国来。
丈夫的英语出奇地好，给我介绍起哈瓦那。
妻子不懂英语，我不愿冷落她，用仅会的简单西班牙语同她打招呼。她很开心，说自己是拉丁舞老师，周末休假，与丈夫出来吹海风。
妻子笑着看我，说有礼物要送我，然后从钱包里拿出一枚硬币，指着上面的格瓦拉头像对我说，这是多种币值里，唯一印有格瓦拉头像的硬币。
我感激，频频谢她。
“你喜欢古巴的莫吉托吗？”她满脸笑意，期待我的肯定回答。
“我……还没在古巴喝过。”莫吉托鸡尾酒是我所钟爱的，但为保安全，独自旅行时总是尽力避免酒精饮料。
她吃了一惊，说：“所有古巴人，还有在古巴的游人，都是从一杯莫吉托开始他们美好的一天的，你怎么可以不试呢？”夫妻俩指着对面的小酒馆，“那家酒馆很有口碑，你想在那里品尝第一杯古巴莫吉托吗？”
见夫妻俩面相善良，又赠我硬币，我不好拒绝。
他们没骗我，这家酒馆的莫吉托的确好喝。不同于其他国家在出品前敷衍地沉入几片薄荷叶，这家酒馆把揉碎的薄荷叶置于杯底，还创新地加了青瓜汁调味，少糖多冰，每一呷都清新沁凉。
与他们聊起古巴的免费医疗，丈夫的怒火平地而起，“免费医疗？那真是天大的笑话。看病费用是免了，但是如果你不去贿赂医生，他们便像对待狗一样对你，你甚至连狗都不如！”
见他激动，我转换话题，问他，作为古巴人，对互联网有没有好奇。
作为被互联网占据生活绝大空间的人，我很难判定利弊孰大。只敢肯定，它让人间交情更淡薄，所有曾被一只手细细书写出来的关切和问候，都被表情符号所替代。
“互联网？”丈夫反问我，“难道中国可以用？”
“当然。”
“中国人可以自由搭乘飞机？自由出国旅游？”他继续问。
“当然。”
夫妻俩瞪大双眼，告诉我，在古巴，普通民众支付不起办护照的费用，更没有随意出国旅游的自由。妻子哀愁地说，自己在幼儿园教授拉丁舞，月收入不足百元人民币。尽管医疗和教育都免费，他们却觉生活很讽刺。
忽然，他们说：“谢谢你请我们喝莫吉托。”
谢谢？请？尽管我脑子塞满了问号，但也许这杯莫吉托是他们负担不起的消费，我便付了钱，准备离去。
夫妻俩却挽留我，邀请我到家中吃饭，“难道你不想品尝古巴传统菜肴吗？”我不乐意添麻烦，丈夫却立马接话，“只是简单的家常菜，来答谢你的莫吉托。”依旧那副满脸的真诚和笑意。我便随了去。
他们的家十分残破，墙皮处处剥落，霉味散发在潮热的空气里。
住处虽破旧，却是古巴政府提供的，月租金只需几十元人民币。
沙发上坐着夫妻俩的儿子，20岁出头的模样。丈夫开起玩笑，说儿子帅气，读的是音乐系，才华横溢，让我考虑成为伴侣。
妻子套上围裙进了厨房，又转身，递来一张手写单子。
“这是？”我疑惑。
“在古巴，做客是需要携带礼物的。正好我们需要买些酒水，你去买吧，我让儿子陪着你，以免迷路。”
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年轻傻气，本可翻脸走人，却一心念着人家下厨的恩情，愣是随着他们儿子去了店铺，按照单子一一买下。
单子上几乎列了能买到的每种酒类，我和他们儿子两个人四只手才拎得过来。
回到家中，发现菜已上桌：一碗米饭，一份煎蛋，一小碟冰箱取出的泛黄蔬菜。我扒了几口饭，说饱了，要离开。
丈夫叫住我：“明天有全国最大型的拉丁舞狂欢节，你要去看吗？”
问具体时间地点，丈夫答：“这个节日一年只举办一次，十分受欢迎，很难买到票。我明天一早就会去排队，你给我60美元，我给你买好票，在门口等你。”
千万别再踩进圈套了，我在内心冲自己吼着。
丈夫见兜售不成功，问我：“要回去了？难道你没有礼物要送给我们吗？”
妻子插话，“对呀，你有首饰吗？”说着，身子凑上前来。
我逃不过。妻子一路随我回民宿，要“礼物”。
我收拾了两件衣物，叠好了递给她。不说再见，头也不回。其实穷不可怕，怕的是丢失尊严。
日间在街头赏画时，我买下一副立体画，正面看是格瓦拉，左侧看是何塞·马蒂，而从右侧看去是卡斯特罗。因画得缘，结识了创作者鲁本和他的丹麦朋友瓦尔德玛。
坐在步行街的石凳上，在咸腥的海风里，我边捋着那些狂舞的乱发，边问鲁本对格瓦拉的看法。他却侧过脸去不看我，只说：“他是个英雄吧。”含糊得叫我好失望。
鲁本要守摊位，我便同瓦尔德玛去逛老城区。路上，瓦尔德玛提醒我：“你不该在公共场合问鲁本对格瓦拉的看法，那很敏感，鲁本也不敢诚实作答。”倒也是，而且那个问题提得毫无必要，因为鲁本的看法早已渗进了我买的那幅画里。
瓦尔德玛在丹麦是个服装商人。他说自己全靠看书籍和时尚杂志，了解各种品牌价值，养成独到眼光再去判断下一季流行趋势，亲自去法国选材质看款式谈价格，再进货到丹麦售卖。没有念过大学的瓦尔德玛在经商成功后，在丹麦公立大学免学费的优良福利体系下，选修了大学的法律系。满腹经纶的他，不仅对古巴革命有着清晰见解，还将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各国的革命历程向我一一细述。
这位和丹麦前国王同名的老头子，那时已是71岁高龄，走路速度也是慢极。他几乎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
他用的是老式彩屏手机，点进相册需要半分钟才有反应。因此每次他兴致来了要给我看照片，我都得在古巴的烈日下暴晒5分钟，才能看到那些低像素的模糊照片。他同我说，几天前他在哈瓦那看牙医，“那牙医已经80岁了，而他诊所的设备居然用了70年，知道之后，我吓得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死活不让他掰开我的嘴。”说着，又在烈日下花了几分钟翻手机相册，给我看那些锈迹斑斑的补牙机器。
同瓦尔德玛走在古巴街头，我悄悄观察路上的古巴人。古巴人种构成丰富，总人口里占大比例的是白人，有三成是黑人，混血人种占两成，而亚洲人也占了近一成。这丰富的人口构成让古巴成为多元文化的熔炉，也让街头的色彩碰撞显得更为强烈。
瓦尔德玛常住哥本哈根，40多年前起，他每年都到古巴旅行一次，每次都会在哈瓦那住上几个月。他这辈子，总共来过古巴40多回。
他说，年轻时来古巴是出于喜欢，而这份喜爱是第一次游览时便种下的，年老后再来古巴是出于习惯，不乐意再耗费精力去熟悉新的国度新的民俗。
“但我想，我是该换个地方度假了，这几十年来，我亲眼看着古巴人民淳朴的性格是如何被旅游业给带坏的，现在你看到的古巴已经不再是我最初看到的古巴了，我厌倦了。”就在瓦尔德玛说这番话时，我身后的黑人姑娘们向我吹起嘲弄的口哨，她们操着法语笑我是妓女，说我连老年客户都不放过，气得瓦尔德玛踉跄地追着她们骂。
我离开古巴的前一天，瓦尔德玛想同我话别。我忙着收拾行囊，没空出门，便把我住的卡萨的地址发给他，请他来我这里。
见到瓦尔德玛入门后，卡萨的女主人变了脸色。我一再同她解释，瓦尔德玛是我的普通朋友，视我如孙女，我更是尊重瓦尔德玛的渊博学问，却也挡不住她猜忌和轻视的眼神。
我问瓦尔德玛对古巴人情风貌的看法，他说这几天与我同游所遭到的白眼，加深了他对古巴的成见，他不久后就要回丹麦了，“下一趟旅行，我要考虑更换目的地了，可能是印度孟买，也可能是越南的胡志明。”
他说这番话时，我已收拾好了行囊，在阳台吹着风，同哈瓦那作最后的道别。望眼过去，是哈瓦那市区港口的海边景貌，堤坝旁的人们又开始了他们对日落的等待。那里面，可能就有那对唤我去买酒的夫妇或者骗我车费的司机，在老地方揽着下一位淳朴的外国游客。迎面吹来的海风中弥漫着朗姆酒的气息和雪茄的甜香，吹得我慌神，已分不清那些过去日夜在古巴发生的故事里，哪些是真切的善意，哪些又是丑陋的谎言。
作者马嘉骊，土生土长的湛江姑娘，曾任新华社记者、新西兰电视台英文制片人、凤凰卫视制片人，兼网易签约作者、穷游网签约作家、法国SIPA图片社摄影师。现居澳大利亚悉尼，从事政府公关。
吃住不挑，不做攻略，她用工作收入六进中东，独闯非洲，走过七大洲100多个国。独自旅行，她充满好奇又心怀戒备，而一次次偶遇的善意，又让旅途充满惊喜与奇遇。因为感恩所有陌生人的恩情，她记录下这些旅途中与人有关的故事。而故事里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些战火下的人性至善，是陌生人之间的无私扶助，是人与人交往中处处闪烁的人性善良的光芒，超越种族，超越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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