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给家里的电话
我住进省城医院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要留。
听护士说，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7岁，有两个孩子，儿子去年刚考上大学，女儿念高一；家里有十三亩地，五头猪、一头牛。
医院病房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机，就安装在病房门外大约二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鲜有人用了。2号楼下的超市卖电话卡。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去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嗓门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一一询问女儿：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女儿别学习太晚以免影响第二天上课。最后重复每天必说的一句话：“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会回去。”就挂了电话。
女人住进来的第五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这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把我的骨灰撒在珠江里就行……”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汩汩地淌了下来。
“嗯，你就甭操那心了。”男人说。
晶亮的液体随着针管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血脉里，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变得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紧跟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男人被妻哥扯了回来。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再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
“大哥，你说，香莲这手术应该没事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哥，脸上的神情像个无助的孩子。
“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的，放心吧！”妻哥试图安慰着男人。二十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反复复直到女人被推了出来。
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呼吸甚轻甚细。男人手忙脚乱地抱着女人躺回病床上，接着又疾步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着一包东西。
几天来都是一碗白粥一包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哥和妻妹多吃点，自己却只吃了一个，便端起了水杯大口大口地喝水。
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一直到半夜，病房里的灯都还亮着。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
第二天早上，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2号楼下超市买了许多香蕉。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老太太每人二个。
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见到的、听来的新鲜事，打发时间。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到傍晚时分，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机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女儿。还是那么大的嗓门，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
一天，我从打开水房走出来，瞧见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快到冬天了牛又不干活，饿着点没事；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肥了，年底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却看得目瞪口呆，因为我惊讶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
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嘘”了一声，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
“李大哥，这会不挂心你家的猪和牛了么？”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
“牛和猪早托俺妻哥卖掉了！”男人低声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
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女儿的，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
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他，为她，为他们的爱情，为他们的相知相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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