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行健：艺术家要关注现实 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潘行健，1940年生于广东。曾任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副主任，全国版画展组委、主任评委。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潘行健木刻作品《立交·流畅》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周哲
11月16日，“行健——潘行健艺术研究暨捐赠作品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潘行健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不是僵硬的样式和风格，而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精神立场。在艺术形式上，他勇于探索和创新，对于现当代艺术也持比较开放的态度。他认为，艺术家要关注生活，关注现实，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挖掘其中的真谛。
一直走现实主义的路子
羊城晚报：本次展览是回顾展，您会把自己的创作分为几个阶段？
潘行健：我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启程、深化、拓展。我进美院的时候，版画系刚成立，那时候自己对版画很不了解，而且版画教学各方面的积累很少。1959年中央美院赵瑞椿老师来到广美，给了我们信心，也带来了版画艺术实实在在的东西。让我们开始思考：什么是版画？版画和国画、油画的区别在哪里？我一直走现实主义的路子，至今仍信奉这个主义。当时接受老师的教育，看到来自俄罗斯的艺术，都是这条道路，我们觉得信服、有道理，所以就这样做了。
经过两三年的积累，我开始知道版画应该是怎样的。期间两幅毕业创作开始呈现出版画艺术的本体因素。这是我在启程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一幅是《队列》，一幅是《椰林深处》。《队列》我画了很多草图，最后变成一种很简洁的黑白图像语言，背景也去掉了，只剩下一些很简要的军舰。而《椰林深处》是去年参加广东省百年美术大展的一幅作品。
羊城晚报：时代的变化如何影响您的创作？
潘行健：毕业以后到1978年这段时间，作品不多。1979年开始创作《夜尽》。当时看见胡老（胡一川）、关老（关山月）在校园里跑步，之前几年这些我崇拜的老师们还在扫校园、养猪，感受很深。于是我开始琢磨怎样把这种思想的震动表现出来。这幅作品曾经有过别的版本，最早叫《大地春回》。画出来后，感觉不对劲，和最初产生的创作冲动不符合，我就把之前的题目和作品否定了，后来换成在阳台上面，大的天空，突出夜刚刚过去，晨曦、朝霞刚刚在东方露出一点点，而教授的神情欲喜还忧。现在回顾，《夜尽》更符合我的初衷。从这幅作品开始，我继续走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但思考的东西好像又多了一点。在那个非常时期，我也被贴大字报，被说成“修正主义”“胡一川的红人”等等，虽然没有老一辈受到的冲击那么大，但思想上也第一次受到了冲击。所以我叫它深化期。
羊城晚报：您的经历如何在创作中体现？
潘行健：经历并非直接成了我的作品，但很明显，关于珠三角的创作题材是一直以来在我作品中最多的。对珠三角的亲切感融入到我的创作中。我现在想起当年下过乡的地方都感觉特别亲切。刘其敏老师一直带我创作，他对我说，你要对一个地方有感情，就要对这个地方的人有感情。对人有了感情，对地方也就有了感情，你搞创作就好办了。我后来带学生下乡，也这么说，也要求学生这么做。
我曾经带同学去过四川恒源藏区，确实很新鲜，我可以说出很多触动我的东西。我画了很多速写。但回来想搞创作，也画过草图，觉得搞不下去。为什么呢？储存的感情不够，不够支持创作。这样构图好，还是那样构图好？判断的依据不够，这种依据就是感情。我觉得搞版画这个很重要。
作者跟着作品走，这种状态我很享受
羊城晚报：您的《立交》系列作品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持续创作到现在，是以城市题材为主？
潘行健：《立交》是1999年开始创作的。那时候我已经在学院工作，虽然没有离开艺术，也接触了不少高层次的交流，但毕竟手停了。更重要的是，对水乡的真切现场感受少了，对城市的感受多了。恰恰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时期，作为艺术家，我应该抓住我身边的东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转向了城市题材，一转就十几年了。有人说，老潘怎么搞起这种抽象的东西了？但我想，变来变去，我还是原来的基本路子，但是它的语言不同了，图示不同了，某种手法也不同了，甚至具体到版画的技法也不同了。虽然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但我觉得宽了。所以我叫它拓展期。
羊城晚报：我的理解，现实主义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画面、风格，一个是艺术家所关心的现实，即是现实主义。
潘行健：是，没错。所以人家说，变来变去还是你老潘。这是很高的要求。虽然多少能看出来还有以前的味道，但作品的图像往往经过典型化处理，环境典型化、人物典型化、色彩啊各方面的典型化，就像恩格斯说的，典型人物，典型处理。这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
刚开始搞《立交》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好《立交》会往哪个样子发展，它的图式会变成什么样子。若干幅作品出来，跟第一幅作品比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审美意义上的变化，不单单是图式、造型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自觉的。“作者跟着作品走”，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一点。没有任何预设，就这样走下去，一直走到现在这样，已经相去甚远。这种状态我很享受。
除了心中的风景，不妨也看看路旁的风景
羊城晚报：广东一直是版画大省，有很多版画名家，他们对您这一代人的版画创作有哪些影响？
潘行健：我读本科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有阿涛（湛江版画家）。他们有一种“业余味”。广东版画和其他地方的版画相比，业余味很浓。但“业余味浓”不是完全的贬义，它指的是接地气，他们的生活气息很浓。去年，罗映球的作品在这里展览，座谈会上，他们讲罗映球对田园的感情，关注几十年坚持不变，很难得，很新鲜。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没想到今天的批评家们会觉得新鲜。湛江和汕头是广东东西两大版画之乡。现在这代人包括理论家不是很理解我们那代人的创作、生活、情怀、感情。地方的版画家，他们没有经过科班训练，没离开过湛江、汕头的故土，但他们带来了贴近生活的优势。我为什么对水乡一往情深，也是受他们影响。
羊城晚报：现在，不仅仅是版画，各个艺术领域里学院派越来越占主流，但他们往往也强调自己融入生活，学院理论和民间艺术的养分如何平衡？
潘行健：我一直给民间的版画艺术家提意见。我说你们不能丢掉贴近生活的优势，但是要开眼界，提高鉴别能力，看好画。现在的信息渠道很丰富，他们看了之后愿意去尝试，我觉得这是希望。作为学院派来讲，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情怀要加强。我给齐喆写过一篇文章叫《在路上》，我说你在路上，除了心中的风景，不妨也看看路旁的风景。心中的风景和路边的风景如果能够交融在一起，你的风景也许会更加美丽。我觉得现在学校的年轻人在这方面确实有缺陷。要走出学院、专业圈子的某些局限，关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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