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行健:艺术家要关注现实 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潘行健,1940年生于广东。曾任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副主任,全国版画展组委、主任评委。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潘行健木刻作品《立交·流畅》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周哲
11月16日,“行健——潘行健艺术研究暨捐赠作品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潘行健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不是僵硬的样式和风格,而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精神立场。在艺术形式上,他勇于探索和创新,对于现当代艺术也持比较开放的态度。他认为,艺术家要关注生活,关注现实,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挖掘其中的真谛。
一直走现实主义的路子
羊城晚报:本次展览是回顾展,您会把自己的创作分为几个阶段?
潘行健:我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启程、深化、拓展。我进美院的时候,版画系刚成立,那时候自己对版画很不了解,而且版画教学各方面的积累很少。1959年中央美院赵瑞椿老师来到广美,给了我们信心,也带来了版画艺术实实在在的东西。让我们开始思考:什么是版画?版画和国画、油画的区别在哪里?我一直走现实主义的路子,至今仍信奉这个主义。当时接受老师的教育,看到来自俄罗斯的艺术,都是这条道路,我们觉得信服、有道理,所以就这样做了。
经过两三年的积累,我开始知道版画应该是怎样的。期间两幅毕业创作开始呈现出版画艺术的本体因素。这是我在启程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一幅是《队列》,一幅是《椰林深处》。《队列》我画了很多草图,最后变成一种很简洁的黑白图像语言,背景也去掉了,只剩下一些很简要的军舰。而《椰林深处》是去年参加广东省百年美术大展的一幅作品。
羊城晚报:时代的变化如何影响您的创作?
潘行健:毕业以后到1978年这段时间,作品不多。1979年开始创作《夜尽》。当时看见胡老(胡一川)、关老(关山月)在校园里跑步,之前几年这些我崇拜的老师们还在扫校园、养猪,感受很深。于是我开始琢磨怎样把这种思想的震动表现出来。这幅作品曾经有过别的版本,最早叫《大地春回》。画出来后,感觉不对劲,和最初产生的创作冲动不符合,我就把之前的题目和作品否定了,后来换成在阳台上面,大的天空,突出夜刚刚过去,晨曦、朝霞刚刚在东方露出一点点,而教授的神情欲喜还忧。现在回顾,《夜尽》更符合我的初衷。从这幅作品开始,我继续走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但思考的东西好像又多了一点。在那个非常时期,我也被贴大字报,被说成“修正主义”“胡一川的红人”等等,虽然没有老一辈受到的冲击那么大,但思想上也第一次受到了冲击。所以我叫它深化期。
羊城晚报:您的经历如何在创作中体现?
潘行健:经历并非直接成了我的作品,但很明显,关于珠三角的创作题材是一直以来在我作品中最多的。对珠三角的亲切感融入到我的创作中。我现在想起当年下过乡的地方都感觉特别亲切。刘其敏老师一直带我创作,他对我说,你要对一个地方有感情,就要对这个地方的人有感情。对人有了感情,对地方也就有了感情,你搞创作就好办了。我后来带学生下乡,也这么说,也要求学生这么做。
我曾经带同学去过四川恒源藏区,确实很新鲜,我可以说出很多触动我的东西。我画了很多速写。但回来想搞创作,也画过草图,觉得搞不下去。为什么呢?储存的感情不够,不够支持创作。这样构图好,还是那样构图好?判断的依据不够,这种依据就是感情。我觉得搞版画这个很重要。
作者跟着作品走,这种状态我很享受
羊城晚报:您的《立交》系列作品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持续创作到现在,是以城市题材为主?
潘行健:《立交》是1999年开始创作的。那时候我已经在学院工作,虽然没有离开艺术,也接触了不少高层次的交流,但毕竟手停了。更重要的是,对水乡的真切现场感受少了,对城市的感受多了。恰恰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时期,作为艺术家,我应该抓住我身边的东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转向了城市题材,一转就十几年了。有人说,老潘怎么搞起这种抽象的东西了?但我想,变来变去,我还是原来的基本路子,但是它的语言不同了,图示不同了,某种手法也不同了,甚至具体到版画的技法也不同了。虽然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但我觉得宽了。所以我叫它拓展期。
羊城晚报:我的理解,现实主义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画面、风格,一个是艺术家所关心的现实,即是现实主义。
潘行健:是,没错。所以人家说,变来变去还是你老潘。这是很高的要求。虽然多少能看出来还有以前的味道,但作品的图像往往经过典型化处理,环境典型化、人物典型化、色彩啊各方面的典型化,就像恩格斯说的,典型人物,典型处理。这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
刚开始搞《立交》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好《立交》会往哪个样子发展,它的图式会变成什么样子。若干幅作品出来,跟第一幅作品比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审美意义上的变化,不单单是图式、造型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自觉的。“作者跟着作品走”,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一点。没有任何预设,就这样走下去,一直走到现在这样,已经相去甚远。这种状态我很享受。
除了心中的风景,不妨也看看路旁的风景
羊城晚报:广东一直是版画大省,有很多版画名家,他们对您这一代人的版画创作有哪些影响?
潘行健:我读本科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有阿涛(湛江版画家)。他们有一种“业余味”。广东版画和其他地方的版画相比,业余味很浓。但“业余味浓”不是完全的贬义,它指的是接地气,他们的生活气息很浓。去年,罗映球的作品在这里展览,座谈会上,他们讲罗映球对田园的感情,关注几十年坚持不变,很难得,很新鲜。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没想到今天的批评家们会觉得新鲜。湛江和汕头是广东东西两大版画之乡。现在这代人包括理论家不是很理解我们那代人的创作、生活、情怀、感情。地方的版画家,他们没有经过科班训练,没离开过湛江、汕头的故土,但他们带来了贴近生活的优势。我为什么对水乡一往情深,也是受他们影响。
羊城晚报:现在,不仅仅是版画,各个艺术领域里学院派越来越占主流,但他们往往也强调自己融入生活,学院理论和民间艺术的养分如何平衡?
潘行健:我一直给民间的版画艺术家提意见。我说你们不能丢掉贴近生活的优势,但是要开眼界,提高鉴别能力,看好画。现在的信息渠道很丰富,他们看了之后愿意去尝试,我觉得这是希望。作为学院派来讲,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情怀要加强。我给齐喆写过一篇文章叫《在路上》,我说你在路上,除了心中的风景,不妨也看看路旁的风景。心中的风景和路边的风景如果能够交融在一起,你的风景也许会更加美丽。我觉得现在学校的年轻人在这方面确实有缺陷。要走出学院、专业圈子的某些局限,关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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