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名滞港民主人士在中共护送之下，巧施障眼法分批乘船赴京 惊涛万里 群英北上 虎口脱险 新京会师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左起：谭平山、周恩来、章伯钧、黄炎培、林伯渠、朱德、马寅初、蔡畅、毛泽东、张奚若、陈叔通、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李立三、蔡廷锴、陈嘉庚、乌兰夫、沈雁冰。（注：张澜未参加合影）本版图片来源：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展（中国政协网）
香港坚尼地道130号邓文钊寓所,人称“红屋”，是当年中共在香港的重要活动场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
北归记下
羊城晚报记者邓琼
1948年12月5日，郭沫若的《抗日战争回忆录》在香港《华商报》的“茶亭”副刊上刊载完毕。从当年的8月起，他的文章每日推出，从没间断。直到1950年，郭沫若将这篇回忆录改名为《洪波曲》出版时，才揭开了当时的一个小秘密：其实他1948年11月21日早上就已将全部文章赶写完，预留给报社；两天后的11月23日，他就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第二批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一起登船驶离香港了，后来逐日持续推出的文字，是掩饰行踪的“障眼法”。
1948年12月26日，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李济深、朱蕴山等一起第三批被护送北上的茅盾，也预留了一篇《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在1949年元旦的《华商报》刊出，他以文学家和革命者的激情发出预言：“在世界上，中国人将不再受人轻侮排挤。人人有发展的机会，人人有将其能力服务于祖国的机会！”
从1948年的9月开始的一年时间里，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周密安排护送下，带着这秘密而豪迈的情怀，从香港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共有一千多人，二十余批次无一错失，堪称新中国成立前一次伟大的“系统工程”。
寄身货船
这些活跃在香港新政协运动中的民主人士，是多方势力拉拢、争取的对象。要将他们转移北上参与建立新中国，谈何容易！为此，周恩来直接领导中央统战部与香港分局，调兵遣将，特派钱之光到港，与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和夏衍协同行动，殚精竭虑。
被安排在第三批北上的鲁迅之子周海婴，那年只有19岁，他以日记的形式记下了许多难忘的片段。例如，他两次见到连贯同志，一次是“衣着鲜亮、一身本色纺绸短衫裤，神态飘逸，像煞广东的公子哥儿”，扮作路遇海婴，实为详告出发的时间及注意事项；另一次则是登船前坐上小舢板，只见“连贯换了土布衣裤，俨然工人打扮”，这是要正式护送他们母子北上了。当他看到同船的竟然还有茅盾夫妇、侯外庐等不少熟人，兴奋地写道：“最令人感到意外和有趣的是，适巧在前天或昨日才见过面，甚至一起参加典礼饯行宴，却谁也不说自己即将离港的计划，这种新奇与神秘使大家油然增加一层亲近感，连曾经有过的隔阂也消遁无形，感觉相互间已经是‘同志’……”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行动计划之隐秘、高效可见一斑。
这样的小心周密绝非多余，那个时期的香港，虽不像蒋管区（即国民党政权统治地区）一样白色恐怖浓重，但危险也无处不在。尤其是中共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行动开始之后，逐渐引起海内外关注，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在筲箕湾的机关也成为敌对势力窥伺和破坏的目标。就在1948年12月，连贯随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数日，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他在筲箕湾住所的水龙头忘记关水，自来水漫到楼下居民处，港英警察便以此为借口冲了进去，趁机搜查了房间，拿走了文件、资料及连贯的私人物品，把一位进门来联系工作的干部带走审查，统委会也被迫易址。
新中国第一届政协开幕前两天，1949年9月19日，还发生了民革中央执行委员杨杰将军在香港遇刺身亡的事件，这位经香港欲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爱国将领，尚未与中共香港分局取得联系便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实在令人痛惜！
脱离险境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人数不多，但大家上船前都仔细化了装，乘坐苏联货船波尔塔瓦号在1948年9月12日驶离香港。沿途虽经历了遇台风差点触礁的危险，但一路大家齐心协力、乘风破浪。蔡廷锴甚至和船员们一同抗险，又充作临时大厨为同伴们“加菜”，陪同前往的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还不时组织晚会、表演。这趟“破冰”之旅终于在9月27日平安抵达朝鲜罗津港。接着他们继续北上，29日到达哈尔滨。
这一次成功北上极大鼓舞了民主人士的信心，蔡廷锴到达哈尔滨后马上致函李济深，建议他尽早前来，共商国是。随后不久，蔡廷锴还写信给留在香港的儿子蔡绍昌，要他把罗定县老家封存多年的一大批武器送给在当地活动的中共部队。
随后，第二批的马叙伦、郭沫若、丘哲、许广平、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韩练成等人，在1948年11月23日深夜，乘坐挪威货船“华中号”离港赴大连……
第四批的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叶圣陶、郑振铎、曹禺等27人乘坐“华中号”，在1949年2月28日出发。开航前港英海关人员上船检查，就因马寅初皮箱内一张西装革履的旧照片与眼前的“账房先生”身份很不相称，怀疑他们是遭通缉的要犯，要扣船。后来几经交涉，又塞“饮茶费”，才脱离险境……
这样一次南起香港岛、北至哈尔滨的“转运工程”，即使在完全公开情况下也可称得上是规模浩大、头绪繁复，就这样隐秘而精准地付诸实施了。柳亚子北行时日日吟诗，他的一首七绝最能体现这些民主人士的心声：“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延伸
新中国初期，政协曾代行人大职责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此次会议有包括民主人士在内共134人参加，会议选举毛泽东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等5人为副主任。9月17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一致决定将新政协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胜利召开。这次大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决定新中国定都于北京，国旗为五星红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下午3时，30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新中国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根据全国政协委员会的建议案，决定10月1日为国庆节。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同年12月，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章程》宣告，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但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将继续存在、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访谈
杨奇粤港老报人、参与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亲历者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
联合主办
羊城晚报社
绝密转移持续一年
羊城晚报：作为亲历者，您曾写下《风雨同舟——护送民主群英秘密离港北上参加政协始末》，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实录。这么一大批留港的民主文化人士，当年北上的路线是如何选择呢？
杨奇：1949年9月召开新中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六百多位正式代表中，从香港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就有110多人！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大批代表成功从香港北上，人民政协会议召开乃至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可能都会改变。
周恩来同志亲自策划、指挥了在香港进行的这一秘密护送的“系统工程”。他最初是打算让民主人士坐飞机去英国，再转苏联，然后到哈尔滨。但英国托辞不允，因为他们与国民党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当时陆路也不通，所以只能从香港走海上通道，分批护送民主人士北上东北解放区，时间持续了一年左右。
羊城晚报：您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参加这次行动的？
杨奇：当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了一个五人领导小组（潘汉年、夏衍、连贯、许涤新、饶彰风），又组织了一个班子负责护送上船等具体工作，其中有专职的，也有兼职的。我当时是香港《华商报》的代总编辑，又是中共香港工委的人员，兼职参与其中，对护送的整个过程比较了解。
羊城晚报：那报馆的人知道这事吗？
杨奇：不知道，这不能同《华商报》的工作混同。报社业务与“护送”事宜完全分开，后者只是报社少数人参加，不公开的。所以我有任务时，一离开报社，就先回家换一套衫。那套衫要同平时不一样，要穿得比较靓，外面还披上一件英国“燕子牌”干湿褛。那是忍痛买的，120块钱，我那时候一个月薪水才180元。换好衣服，看门口没有人盯梢、跟踪，我才坐的士出门。我扮成一个“小开”，因为准备北上的民主党派名流有的扮成老板，我当跟班就是“小开”了。就这样，离开报社就充作“小老板”，明天上班又是“报纸佬”了。
羊城晚报：您全程参与的就是安排护送李济深他们那一批人走，对吗？
杨奇：对，那是很富有戏剧性的一次。自从李济深先生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后，港英当局政治部的特工就在李家对门租了一层楼，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所以，我们要在特工眼皮底下安排他北上谈何容易啊。“五人小组”经过周密部署，决定在1948年圣诞节次日的夜间安排他们上船，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12月23日，饶彰风向我下达了任务。
经过一番安排，我先是到跑马地一位朋友家，把李济深的两只皮箱拿走，作为自己的行李，到湾仔海旁的六国饭店租了一个小房间住下。26日晚7时，李济深的寓所像往常一样宴客，李先生家居打扮，小夹袄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这一切，对面的特工在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晚宴开始后不久，李济深离席去洗手间，随即悄悄出了家门，我借用《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的小房车刚好依时来到，把李济深接到坚尼地道邓文钊寓所，何香凝老人等都在那里等候送行。
我在邓宅待到9点，便先行告辞回到六国饭店。看到岸边和海面平静如常，就通知服务台结账退房，由侍应生将两个皮箱搬到我雇用的小汽船上。然后我打电话到邓文钊家，按约定暗语通知饶彰风：“货物已经照单买齐了。”于是饶借用了邓家的两辆轿车，将李济深等五位“大老板”送到六国饭店对面停泊小汽船的岸边；我陪着他们乘小汽船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号货船驶去，一直到李济深等人上了货船，安排他住进船长卧室，我才与他们握手告别。
三天之后，《华商报》披露一则消息：《李济深等离港北上参加政协》。消息字数很少，却是爆炸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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