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钟”的兴衰看中国制造业
打开国门,交融开放和消化吸收是振兴制造业的前提,广钟及“广州制造”的蓦然勃兴却很快衰败,正是闭关锁国、贸易受阻的恶果。
■ 张 麒
中国对时辰的概念,一直是自有的那一套。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主要是以“太阳”来比对,要是阴雨风雪天呢,恐怕就只好凭经验了——老头儿胡子,毛鼓(毛估)着。至于靠焚香守时、靠夜漏掌握时间,也都是笨办法。但这种笨办法,就一直坚守了几千年。
钟表的出现,是在明万历年间,由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从澳门经广东肇庆带到京城,进贡给万历皇帝的。后来到了清顺治时代,宫廷普遍开始以钟表计时了。“诸臣驱值,各佩表于带,以验咎刻。”这时候的钟表佩戴已呈普遍化的趋势,且已有相当多的并非洋货,而是自己国内生产的,如广钟。
广钟是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在广州生产的自鸣钟。康熙、雍正年间,广钟钟表制造业已形成,且生产有了一定规模。到了乾隆中期,广钟制造得到飞快的发展。这些钟表,售给国内的老百姓,也出口到国外,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据《红楼梦》记载:清康熙时期每个进口的西洋钟表售价高达5000两白银,后来广钟的出现,大自鸣钟每个只要500两,小的仅100两。
广州自古就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和东方大港,清政府的一口通商政策,使广州成为当时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广州成为清代民间钟表制造的中心。当时,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约翰·巴罗在其《中国行纪》中有这样的记载:“现今他们在广东,像在伦敦一样,以三分之一的成本,生产科克斯和梅林(Coxe and Merlin)仓库曾经大量输往中国的各种精巧机械装置。中国人头脑灵活、颖悟,纤细的手天生用来干巧妙的工作。”
约翰·巴罗的话,点出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机械钟表,是一种舶来品。明万历九年(1581年)春,罗明坚由海路至广州,送了一个机械表给总兵黄应甲。收到这个新奇的西洋物品,当时的海道副使不顾朝廷海禁政策,安排罗明坚在广州居住了三个月。万历十年(1582年)12月,罗明坚、巴范济来到肇庆府,向时任两广总督的陈瑞献上包括自鸣钟在内的许多贵重礼物。陈瑞非常高兴,把他们安排在肇庆东门天宁寺内居住。为了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罗明坚还亲自调试自鸣钟,把一日24小时改为12个时辰,同时把阿拉伯数字改成中文。1601年,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意大利的利玛窦利用两座自鸣钟,便敲开了中国皇宫的大门,得到了在宣武门内居住的许可。在官民两界的需求驱动下,南方各地尤其是广东对西洋钟表的仿制也越来越多,广州成了清代民间机械钟表制造的中心,很多广州本地工匠欢呼雀跃地创业,一个具有广阔市场的产业形成了。
由此可见,广钟,是融会了中西的工艺和技术,是“西方技术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与广钟同行的还有阳江刀具业。广东阳江县城形成了大规模的制刀坊,其生产地点即现在江城区打铁巷,其代表产品是“文武刀”,当时国内许多著名的酒楼都来此地订货,于是城郊的村民家家户户都制作小刀,小作坊林立。这种刀具因为锋利、耐用、美观,甚至可刮胡须,因而很快畅销海内外。当时,朝廷将“广钟”和“阳江刀具”等一些名间制造业统称为“广州制造”,红极一时。
这些“广州制造”,曾是闪亮的金字招牌,代表了当时国内制造业的最高水准。可惜到清嘉庆一朝,“广州制造”和贸易便衰败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收入十分困难,整个“广州制造”便在百年之后走向了衰落。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所以制造出的东西物美价廉.这也是经营制造业的先决条件;此外,中国人聪明智慧,善于模仿,也善于整合、创新,即将别人的东西稍加改造,改头换面成一种新东西,所以产品具有廉价性、时尚性和引领性,在世界贸易中自有活力和能量。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会选中国制造的商品,像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周边的国家,他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货,中国成了他们的衣食之邦,“世界制造工厂”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
打开国门,交融开放和消化吸收是振兴制造业的前提,广钟及“广州制造”的蓦然勃兴却很快衰败,正是闭关锁国、贸易受阻的恶果。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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