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否应该再回这个家？
锦妹和伟记依靠着双方父母的扶助开了自己的家庭发廊，几年时间，生意蒸蒸日上。可是，当锦妹娘家有困难时，她的婆家却不愿资助，这让锦妹进退两难，从而产生了家庭矛盾，甚至，家公家婆还语言过激地赶锦妹回娘家。后来，伟记上门乞求锦妹回来，锦妹是否应该再回到这个家庭？
门当户对的婚姻
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生在阳江闸坡镇一条靠海的小村子里，家有两姐弟。虽然家里靠海，但父亲天生晕船，出不了大海，只好在家务农，有时也会和母亲去海边钓鱼或挖些贝类到市场卖。
由于家境一般，我高中毕业就没有再考大学，而是选择了打工，我想把机会留给弟弟。哪知两年后，不争气的弟弟高考却落榜了。
闸坡是一个旅游风景区，我家离圩镇不远，我就在镇上的酒店当服务员，跟我一起毕业的好些同学也在当地不同的店铺或企业打工。休假的时候，我们经常相约聚会，好不开心。
跟我走得最亲密的要数男同学伟记，他家在闸坡镇的某个社区，房子就在公路旁。伟记中等身材，长相不算十分英俊，但是发型却很新潮的。他待我很好，对我百依百顺，同学都知道他在追求我。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可是我的闺蜜却说，这是近乎孱弱的性格。慢慢地，我接受了伟记的追求。我的闺蜜却告诫我，说他的父母亲有点强势，叫我慎重考虑。为此，我跟闺蜜吵了一架，指责她是妒忌我，就算以后我俩走在一起，这又关他的爸妈什么事呢？闺蜜见我不悦，也就没有再劝说了。
伟记在一家美发中心当学徒，几年后终于熬成了理发师，这是后话。天下间那么多工作种类，他只对剪发、染发等工作有兴趣，这真是怪事！我初次带伟记回家见家长，母亲就极力反对我跟他在一起，不为别的，只因他的头发半边染成黄色。母亲拉着我，苦口婆心地说，看他那头发，像一个“飞仔”，料想不是一个稳重的人，怎就不找一个正儿八经的人呢？
我解释说，伟记并非不稳重，只是爱弄头发摆了，这是他的工作。幸好父亲是一个开明的人，说现在是新时代，不能以头发识人。他表示尊重我的选择。
伟记的父母亲对我可能也有嫌弃的成分，因为我知道他妈妈私底下叫我“村妹”。我心想，我就是出身农村，懒得理她！伟记跟我说过他家里的情况，他的家境也是一般，父亲是渔民，后来腰椎得了病，回家休养就没有再出去捕鱼了，母亲在邻近的海产品加工厂做工，还有一个姐姐嫁到了阳西。我俩的家境都一般，他说我嫁给他，正好“门当户对”。我俩不禁相视而笑。
娘家助我俩开发廊
婚后，我依然当服务员，伟记继续做他的剃头工作，我们经常一起出门上班，傍晚一起回家吃晚饭。小俩口的生活过得算是有滋有味。
过了两年，伟记的手艺日益精湛，成为了一名理发师，用他的话说是可以出师了。他的梦想是自己能拥有一家美发店，哪怕是小小的理发店，换言之，就是自己当老板，只是苦于没有资本。他跟我算过了，以他的设想，按最小规模的理发店，铺租、购买设备、请一两个帮工，加起来至少要二十万元。那时，我们积蓄本来就不多，况且刚有了孩子，生活开支加重，二十万元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家公家婆知道伟记的想法，也有些为难，他们最多只能拿出三四万元。
有一次，我带孩子回娘家，无意中对母亲说起伟记想开一家理发店的想法。母亲大方地对我说：“锦妹，我和你爸的积累有五万元，你开铺就拿去用吧。”我灵机一动，如果这样，加起来都有十万元了，假如不用铺租的话都可以开一间理发店了。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家本来就在大路旁，虽人流量不多，但对于我们社区来说，算是中心位置，一楼可以考虑改做铺面开理发店。
回家后，我把想法跟伟记说了，一拍即合。他再和家公家婆商量，家公家婆也表示同意。我们说干就干，双双辞职筹备开发廊事宜。首先，我在母亲那拿到了五万元，我对母亲说，毕竟第一次做生意，不知以后是赚是赔，所以借的钱也不知什么时候会还得上！母亲慈祥地说：“傻孩子，做阿妈的哪有跟自己女儿计较这么多呢？拿去用吧。甭说还了。”接着我们把二楼的卧室搬到四楼，腾出二楼做厨房和客厅，再把一楼装修改造成家庭式发廊。
一切俱备，我家的“伟记发艺”就开业了。
最初，伟记负责剪发，我负责打下手，搞卫生和剪发后的简单洗头工作。后来邻里们知道我们开了发廊，都凑热闹过来帮衬，只是每每遇到人多排队时却又离开了。并且，我们发现来洗头的妇女比要剪头发的人还多。
为此，我们又买了两张躺椅用于洗头，并请了一名洗头女工。
由于伟记有一流的剪发手艺，加上我们价格优惠，服务到位，短短三年时间，“伟记发艺”发展成为洗头、剪发、染发、烫发一应俱全的发廊。
嚣张的家公家婆
我们赚了钱，就把之前借母亲的五万元还给了母亲，那时弟弟要买一辆小货车做生意也正好需要用钱。
都说光阴似箭，我们每天在发廊里忙碌，不知不觉又三年了。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支吾着说要借两万元急用。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急用，让我马上给她。于是，我带上银行卡急匆匆出门了。原来是弟弟在等拉货时，趁着空闲跟人赌博，输了几万元，还欠两万元，被人上门追债，否则就要拿车抵债。母亲没有办法，只得向我求助。我把钱交给母亲，叫她不要太过于伤心，当是破财消灾。然后，我找到弟弟，狠狠地把他教育了一番。他沮丧地说，这是被人算计了。我叹息着：牛不喝水哪能按得牛头低呢？弟弟耷拉着脑袋不作声！
我以为晚上再单独跟伟记说我借了两万元给娘家的事儿，不料，吃晚饭的时候，伟记就已问起我了。我直言不讳告知。原来，我忘了银行卡取钱有短信通知的，而留的是伟记的手机号码。伟记对于我在银行卡上取出大额现金没有跟他商量略显不悦，责怪我发生什么事应跟他说一声。家公家婆对我却表现出非常的不满，两人一唱一和，指桑骂槐，说我不知从家里拿了多少财物去接济娘家！
我忍无可忍，反唇相讥：“别忘了，当初是我妈借了五万元给伟记，才有今天的‘伟记发艺’呀！”家婆听了勃然大怒，说：“借的钱早已还清，一事归一事，如果不是伟记知道你在银行取钱，你平时不知拿了多少回去。”天啊，家婆此话真是污蔑！
此事之后，家婆竟唆使伟记要看好银行账户和管好发廊的收支。最可恨的是，伟记竟也言听计从！既然如此，我也懒得过问发廊的事务，进货和收费也都由家婆打理，我就像发廊里的一个打工妹。
大约过了半年，母亲得病住院，我向伟记要了一万元。家公家婆知道这件事，很是不快！母亲回家后需要休养，而父亲为了生计除了务农，就更加勤奋钓鱼和挖贝类，为此，我就帮父亲把鱼及其他海产品带到市场卖。卖这些东西，一般需要一个多小时。两天后，家婆稍有微词。又过了两天，家婆当面指责我不应丢下自己的发廊生意而帮娘家。我解释说，只是母亲病了这段时间我才帮忙。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从市场回来，家婆竟在发廊门口恶言恶语拦住我，态度甚是嚣张，说既然娘家这么需要我，让我回娘家罢了，发廊有没有我同样可以经营。家公也在一旁帮着家婆，好像我是一个家庭罪人。我木然立在门口，咽喉像塞着棉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朦胧中，我见到屋内有人向正在剪发的伟记告知门外发生的情况，然而，伟记只回头望了我一眼，继续忙碌。他竟也不出来为我说一句公道的话！
我进退两难
我不知道是怎样回到娘家的，我的心已碎了！父亲和母亲都劝我回去，说天下没有不吵架的婆媳，过去了就无事。我委屈地说，家公家婆待我怎么样，我可以不理会，可是丈夫却是那么不近人情。
过了一段时间，伟记亲自上门要接我回去。我想，大约是母亲跟他说了什么吧。他信誓旦旦说是爱我的，只是一边是父母，一边是我，他夹在中间很为难！我反诘，有什么为难？只要说句良心话就好了。他默不作声。后来，他又以孩子需要我为由乞求我回去。
母亲苦口婆心劝我要顺着台阶下去，跟伟记回家。唉，遇到这种不讲道理的家公家婆，丈夫又是这般懦弱，我进退两难。最好，我想通了，还是跟他回了家。（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后记
所幸，锦妹最终跟伟记回家了。可以看出，伟记心里是装着锦妹的，只是碍于父母亲的脸面不好言声。或许，风雨过后会见彩虹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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