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同龄人
父亲每当被问起年龄,他总是笑着回答说:“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言语间,洋溢着自豪与骄傲。
如同我们这些生长在改革开放春风下的80后,被誉为是“幸福的一代”一样,父亲这些“建国后”,在当时也是长辈口中“幸福的一代”—— 没有朝不保夕的战乱,没有颠沛流离的悲苦,新中国社会治安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孩子们在政府、家长的关怀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就像父亲小学课文中的一首诗:“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背着书包上学堂。”我的家乡雅韶,是阳江的文化之乡,雅韶小学在当时可是省级农村重点小学,有着较高的入学率与升学率。年幼的父亲在这片文化沃土中得到良好的启蒙,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有次和孙辈们说起儿童节,父亲说印象最深的是他十岁那年的儿童节。那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闹饥荒。尽管如此,国庆十周年前的那个儿童节,雅韶小学决定献给全体学生一份礼物,就是吃一点糯米饭。父亲说,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都乐疯了。大家排着长龙,到学校饭堂前领取节日礼物,饭堂工友用汤匙柄轻轻一挑,把一丁点糯米饭放进学生的饭盆里,学生一转身就把那一小团饭吞进肚子。多么美味,可惜只有一点。孩子们懵懂地听着,这些蜜罐里长大的“蛋蛋后”,每日都被长辈们追着喂食,他们想象不到糯米饭的美味,更理解不了外公回忆时的酸楚。
在那段终日饥肠辘辘的日子里,父亲依然没忘学习,1961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阳江县第一中学。孩子考上重点中学,这在什么年代都是一个家庭的喜事,家里马上积极地张罗起来。所谓的张罗,其实也不过是筹集点粮食罢了。
到了开学日,父亲在我奶奶的陪同下,挑着十几斤红薯和大米,带上每餐3分钱的菜金,走了十几公里的路,来到县城的阳江一中。这一日,父亲见识了县城的繁华和高一等学府浓厚的文化气息,这一切冲击着十二岁的父亲,让他激动不已。这一日,父亲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体检,他知道了自己的身高——1.28米。1.28米的初中生,在今日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似乎也很稀松平常。
从此每个周日晚上,父亲都要挑着粮食走上两三小时去上学。从雅韶走到县城,从父母陪同到与同学结伴而行,从初中走到高中,从十二岁走到十七岁,从身高1.28米走到1.58米。唯一不变的是父亲的成绩,他始终占据着总分班级排名前二的位置。
父亲说,当时的学习生活十分清苦,没有早餐,只有午、晚两顿,3分钱的菜金也提供不了什么油水。但同学们心里明白,这样的生活已是家庭节衣缩食供来的,因此大家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生活。父亲十分勤奋,他觉得若不刻苦,就很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的悉心教育。
1964年,父亲顺利考上高中。当时阳江县仅有三所高中,阳江一中每届4个高中班,两阳中学2个班,织中学2个班,全县三届高中班加起来也不过千余人。父亲这个以高分考进一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成了村里人人称羡的对象,用父亲的话来说:戴着一中的校徽走在路上,那是相当的扬眉吐气。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特大喜讯传来:广东省政府给予全省农村高中学生配商品粮,每人每月供应28斤大米,从此同学们不用再从家里挑粮食来校开饭了。
那时候,新中国已经摆脱了经济困难的恶梦,全国百业宏兴,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父亲人生最美好的时期,生活上没有了后顾之忧,学习上成绩优异,排名稳居前列,考上大学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风华正茂的父亲和同学们劲头十足地学习着,人人都在向“三个五”进军(当时大学本科生转正定级的工资为55.5元每月)。就像世间所有少年一般,十几岁的父亲也偷偷憧憬着未来,做着各种美梦。他想着自己数理化成绩好,大学要读理科,毕业后从事科研工作,当一名科学家,为建设新中国发光发热。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阳江县教育局宣布上级通知:7月的高考延迟半年。这个消息对正就读高二的父亲而言,虽反应没有高三生那么强烈,但心里对未来也产生了一丝担忧和迷惘。
暴风骤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席卷全国,学校开始全面停课。父亲离开学校回了家,这个昔日名列前茅、深受师长喜爱的校园骄子,仍未放弃他的大学梦。每在家待一段时间,就要回校看看,看看学校复课没有,高考恢复没有……
1968年10月,文革暂告一段落,学校也恢复了基本秩序。老师们赶紧制作毕业证书,好让文革前高初中六个年级1000多名学生离校,腾出学位让新的初中、小学生到一中上学。父亲这批学生,在建国二十周年前,终于拿到了迟到的中学毕业证书。这1000多名学生离开了学校,城镇的同学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农村的同学回乡务农,高考、大学、“三个五”成了遥不可及的梦。到了这一刻,父亲这个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的少年也只能暂时丢开手中的课本,拿起锄头默默“修理地球”,这一修就是八年。
既然不能读书,结婚成家这等大事也该张罗起来了。母亲有次回忆,当初两家相亲,对于是否把母亲嫁给父亲这件事,我外公是这样表态的:“无论什么时候,有文化的读书人都不会差。”事实证明,我外公确实是个眼光独到的老丈人。
1977年秋,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街头巷尾田埂地头,而更让人振奋的还在后面——报考年龄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这意味着父亲这些被称为“老三届”的人也符合报考条件。全家都沸腾了!
阳江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龙,备考书籍一时洛阳纸贵。从知道消息到考试仅有两个月,时间太紧张了,父亲拿起丢荒多年的课本,开始日夜不辍地学习。全家也总动员起来为他的备考做足后勤准备。那时姐姐已经出生,每次一哭闹,就有人迅速将其抱起来哄:“别吵爸爸复习,爸爸要高考。”
“爸爸要高考!”这话如今听起来似乎有违常理,高考本是青葱岁月的关键词。但在那时,非但有“爸爸要高考”,还有夫妻、师生同进一个考场一起高考呢!1977年冬,十年来积压下来的570多万青壮年,他们从农田、车间、军营……走进高考考场,希望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那一年,只有不到30万人得到录取,幸运的是,父亲挤上了大学这座独木桥。
放榜那天,一家人激动得又哭又笑,家里出了个大学生!那种喜悦用言语无法细细描述。命运兜兜转转,从18岁等到28岁,父亲终于等来了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只是年少时立志要当科学家的宏大理想,早已在十年田间劳作中,在娶妻生子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湮灭,化作午夜梦回的一声叹息。
正如我外公所言:“无论什么时候,有文化的读书人都不会差。”父亲的高中同学中,有部分人成功考上大学,他们大学毕业后,大多都被分配回原籍阳江工作;也有一部分同学把握住改革开放的机遇,下海经商。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奔跑,最终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
父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温泉劳改队(阳江监狱前身)下属的子弟学校当老师,同行的还有几个师范大专毕业生。这些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为学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此,这所偏僻的中学开始陆续有学生考上大学。几年后,父亲从学校调到监狱教育科工作,创办了狱内小报《茗泉通讯》,还组织了罪犯文艺队;后又调至政治处,负责新警培训工作。虽然没在学校,但他一直从事着教书育人的事业,监狱上下见到父亲,无不尊称一声“谭老师”。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历史进入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父亲这一辈到了退休的年纪,有人把退休作为工作的休止符,但他们这些操劳了大半辈子的共和国同龄人却开启了另一种工作。父亲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编印《炎黄文化》《老板》《阳江文史》等刊物,他们寻找阳江还未有记录的历史、还未有书写的风土人情、革命史迹等,并一一书写记录下来,供大众阅读。2012年9月,“雅韶十八座”申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父亲专门撰写了五万字的申遗报告,为“十八座”申遗成功立下汗马功劳。他还参与筹建雅韶古宗祠6个展览室(介绍雅韶历史、文化、先贤、名人等),并为之撰写了10万余字的史迹材料。父亲说:“‘老三届’没有老人,只有活跃的工作人。”
共和国的同龄人,与共和国同命运。有次和父亲聊天,我说:“当年你成绩那么好,如果没有‘文革’,上一个名牌大学没问题。”父亲听了笑笑,说:“个人的命运必然和国家的荣衰福祸相依,如果没有新中国,别说大学,也许书都没得读。我要感谢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就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心声,简单、纯粹、质朴。
建国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致敬我的父亲,致敬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父辈们,致敬他们历尽沧桑始终不变的初心。
祝福我亲爱的祖国,愿她繁荣昌盛;祝福我亲爱的父亲和所有共和国的同龄人们,愿他们长寿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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