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追国粹 诗话绿水源
在阳江人的印象中，利庆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连续当过三届市书协主席，是个不折不扣的“书法家”，也是一个资深的“易学”研究者；但我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作家诗人。近日静下心来，翻阅他的著作《绿水源诗话》，欣赏着那玲珑剔透的诗论语丝，顿觉珠玑满目，爱不释手。
利庆伟游弋于祖国诗话之艺海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易学、儒学、老庄、佛道等都有过纵深的钻研，因而其“诗话”也是纵横驰骋，横看成岭侧成峰，给人一种宽宏俊美的艺术享受。利庆伟常说，“易学”是世间最早解释人生奥秘的哲学；书中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思想，都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后来老子的“道法自然”，儒学里的“中庸”，都受到它的影响。那么，就从这个“辩证”的哲思入手，走进“绿水源”这座美妙花园里，去采撷那五颜六色的缤纷落英……
形象思维与理性情结
翻开中国文学典籍，诗、词、曲、赋无疑是最富于艺术特质的文学样本，这些艺术要素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在《不可忽视的“东西”》一文中，利庆伟认为：《毛诗序》里所说的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中“比兴”应该说是一种形象思维方式。 在论证这一观点时，利庆伟还以“由局部向整体”这一思维方式进行阐发。如：“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前两句以鲜明的形象点染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山水画面，后两句挑明了女子的心理：意中人的情感会不会像红花一样凋谢散落，辜负了自己的一脉柔情？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形象”的。 关于诗歌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探讨，一直是学术界里的一个热门话题。1965年，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得到了诗歌界的普遍认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陈涌、李厚泽为代表的文艺理论家对“形象思维”的大力倡导，起到了推进作用。而利庆伟在这方面的探索，也是卓有成效的。
内容与形式
与“形象思维”跟“理性情结”孰重孰轻相类，关于诗歌中“内容”与“形式”如何达到和谐统一这个范畴，也是利庆伟倾注心力进行探索的。试从《“文质彬彬”才是诗》里体验一下他的思索过程。 “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一首诗来说，即使“质”这个内容很好，而“文”这种形式跟不上，那么诗的审美和教化作用就会大减。在一本反映“台湾同胞思乡”内容的诗集中，一篇名为《月下水莲》的诗篇吸引住了利庆伟：“原来／弹着笙的／竟是月亮／把一片屋顶／淹成荷塘原来／满池的水莲／都是泡沫／让月的镰刀／一朵朵割破”他认为作者想象奇特，把月光如水当作真的潮水把屋顶淹成池塘；接着又把满池的水莲想象成塘中的泡沫映照水中的弯月，再想象弯月如镰刀，一个人把水莲的影子一朵朵地割破。诗人观察事物细心，把一幅静景写活了，从而达到形式与内容即文与质的统一。
自然美与朦胧美
如何才能把诗写得好，表现题旨上究竟是清新好还是朦胧好？这一直是诗词家争论较多的话题。曾经饱览过祖国山水的人都有同感，有的景致以其明丽清新的姿态吸引人，有的景观则以朦胧而取胜。所以，对审美对象来说，那种若即若离的“距离”常常便有着特殊之功效。如苏东坡的“山色空蒙雨亦奇”，陈与义的“隔帘花叶有辉光”，杨万里的“篱落疏疏一径深”，以及秦少游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都是艺术家心目中的朦胧美。
那么，利庆伟是怎样看待这种美的呢？翻阅《自然者风》一文，我们看到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诗贵自然。自然就要合乎“道”，而“道”是一种规律，所谓“道法自然”就是如此。譬如陶渊明的“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就是一种没有粉饰的美，一种“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纯”的自然之美。
当然，利庆伟不是一般地反对大自然或诗学中展示出的朦胧美，他所反对的是作品中有违“自然”的现象。他十分推崇南朝钟嵘所主张的自然之风，反对刻意用典。他始终认为，能够在中华文化长河里流传千古的，绝对是那些平白如话的自然清新之作，譬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
阳刚美与阴柔美
自从有了诗词等文学式样以来，“阳刚”与“阴柔”便成为人们颇为关注的话题，这也是利庆伟所孜孜不倦探索的。在《诗的阴阳刚柔说》中，他解释：阴阳刚柔说源于《周易》，借用阴阳刚柔来剖析和归纳艺术风格，也是一个尝试。清代学者姚鼐曾就诗文气质风格列举了阴、阳、刚、柔四种表现形式。
对于姚鼐的观点，利庆伟表示认可。他以一首人们熟悉的诗来揭示这种阳刚之美：“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爱国诗人陆游临终前写给儿子的绝笔诗。他告诫儿子，在他死后如果国家统一，一定不要忘记到坟前告诉他，真是感人肺腑！
在推崇“阳刚之美”的同时，利庆伟对“阴柔之美”亦认可并欣赏，唐代诗人李端所写的一首《闺情》令他注目：“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鹊喜声。”诗人是河北赵州人，曾任秘书省校书郞。这首爱情诗写思妇怀念丈夫至天明，把夫妻分离的忧思和怨叹发泄在喜鹊身上，具有浓浓的阴柔美风格。
阴阳刚柔之说虽然都源于《易经》，但应用于诗歌创作也会形成一种境界与风格。在文艺创作中倡导不同的风格进行对比和相互辉映，会使文艺的百花园更加璀璨夺目。
清净意境与激越情怀
关于诗的清净与激越哪个更好，也是历来诗坛中不能回避的现象。利庆伟的选择是明确的。他在《诗要清净》中这样说：“清净”来源于佛道两家，佛教中的清净是指自心而发的清净心。如六祖慧能诗中所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首诗就给人一种静谧的享受。 利庆伟还列举了唐代王维的《鸟鸣涧》作进一步阐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是以动衬静，以静寓于动的表现手法。例如“花落”这个动衬静，以“静、空、闲”反衬动景，构思十分精巧。 清净是佛、道中所关注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常为诗人所追求不渝。艾青是利庆伟非常喜爱的一位诗人，他曾作过一首题为《树》的诗：“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离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 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它们的根伸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利庆伟十分欣赏诗中体现出的朴素美和清净美：诗清得看到底又觉得看不穿，静得听到根须在深处默默地纠缠在一起而发出的声音。 但同时不能否认，这种恬静又是有条件限制的。记得抗日战争时艾青还写过一首《我爱这土地》的名篇：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从这首诗中我们感受到另一种炽热情感在燃烧。这种情感当然是不可能置身在“清静无为”的境界中，但如果我们把这种爱国主义情结视作心境的净化，那何尝又不是一种对至善境界的追求！从诗中表现出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激越”跟利庆伟所倡导的“清净”诗观是没有矛盾的。总括而言，利庆伟在对诗论的探索中，其成效可喜可贺。作为一位长期在文艺百花园里躬身耕耘的文化工作者，能在多个领域深入探研，不畏艰难，捧出如此厚重而有品位的《绿水源诗话》，真是难能可贵。 但愿利庆伟先生继续发挥自身根基深厚且又长于哲思之优势，纵深追源探流，旁涉多元并融会贯通，为弘扬国学传统，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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