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家书诉思念 如今视频可见面
[摘要]从书信很长到微信很快，40年通讯方式变化折射时代变迁
■ 本报记者/吴梦媚 刘静雯
“你看，我正在海边沙滩上散步呢！”周末，家住市区的萍姨掏出手机，与远在河北保定的家人通过微信进行视频通话。发语音、发表情包、视频聊天、发红包……对于微信，55岁的萍姨玩得很熟练。而在她家里，有整整一箱子珍藏的信件和邮票，漫长岁月里，那曾是她和家人相隔两地时联系的唯一纽带。
“1989年我女儿出生时，我还是通过发电报的方式，给远方的父母报告喜讯的。”聊起过去的通讯方式，萍姨感慨万千。1989年11月11日下午，萍姨的女儿在医院出生，体重六斤七两，还没来得及看清女儿长得像谁，心急的她便催促丈夫赶快去发电报，给老家保定市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报喜”。
萍姨的丈夫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路赶到邮电局。“麻烦打份电报！”萍姨丈夫跟工作人员反复核对了电报内容。寥寥数行字的电报先是发到工作单位处，最终转到萍姨父母家中，过程需要一天一夜。
除了这类“紧急事”，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最常用的通讯方式就是写信，贴个8分钱的邮票就能把信件寄到很远的地方。谁家要办个大事、喜事，要是距离不远，都是骑上自行车挨家挨户通知的。“那时，收到一封信可以开心一整天。”萍姨说，她17岁就离开了家乡和父母，写信、寄信、等信、读信，这个过程是她思念家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家书抵万金，向绿色的大邮筒寄出一封信，少则几天，多则一个月才能到达亲人的手中。
萍姨拿出一沓信件说，这些是当年和丈夫谈恋爱期间来往的书信，当中还夹杂着一些贺卡。每逢萍姨过生日，或是工作遇到烦心事了，丈夫都会寄来一张贺卡，写着工整的诗词句子，表达思念或鼓励。“收到贺卡就像收到礼物，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甜蜜的。”萍姨说道。
书信催生出一种“笔友”的交友方式。1998年2月底，信件如雪花般“飞”到才26岁的廖意手上。原来，同年2月18日，一位在中山打工的年轻小伙子乘车来到阳江，寻找分手女友，不料下错车、迷了路，证件及钱包全部遗失。所幸，他找到阳西县治安巡逻队，队长廖意及其他民警免费为其提供食宿，并助其找到女朋友。随后，《阳江日报》对这件事进行报道，被感动的读者纷纷寄信给廖意。
“那时，人们热衷于看报纸杂志，听收音机，一旦从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人，便会通过书信联系，相当于现在的QQ好友、微信好友。”廖意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除了书信，座机、BB机、“大哥大”等“高科技”开始走进人们生活，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台BB机。
1999年春节前夕，廖意的BB机上收到一个来电提醒，号码属于“笔友”朱有福。朱有福也是被廖意事迹感动的读者之一，两人通信长达一年，最终决定见面。不料，朱有福虽是阳西县人，却对阳西县城不熟悉，迷失在小巷中。“幸好当时有BB机，不然真不知道怎么‘解救’他。”廖意联系上朱有福后，立马骑摩托车寻找他，两人成功会面。此后，两人由“笔友”变成好友。
当手机逐渐成为主要的通讯工具后，互发短信也逐渐取代了书信往来。“那时候编写短信还挺有讲究的。”萍姨提到，因为短信字数有限制，超过140个字就算两条信息，为了节约话费，她经常在字数上精打细算，删来删去。2002年，萍姨生活中遭遇了困难，父母得知后，用手机编辑了三条短信发送过来，诸如“你是父母的骄傲”“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等句子让萍姨潸然泪下。如今，萍姨的父母均已去世，而那三条短信的截图依然保存在萍姨现有的手机里，时刻激励着她。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朋友、亲人，甚至耄耋老人，都加入了微信“大家庭”，人与人仿佛都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2014年，廖意投资做生意，资金一时无法周转，好友朱有福通过微信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后，二话没说立即给廖意汇钱。“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那可真是命运的转折点。”廖意感慨地说。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弹指一挥间，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当萍姨骑着共享单车，行驶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当年给家人“发电报报喜”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当廖意在阳西的家里，与远在甘肃工作的朱有福通过微信进行视频聊天时，千里之遥，仿佛近在咫尺。
左上图：市区街头的一角，一位年轻人在看手机里朋友发来的微信。 梁文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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