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戴裔煊教授
戴裔煊先生是中山大学教授，民主同盟盟员，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学家。
戴裔煊教授1908年12月28日出生于广东阳江。1934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广州市第一中学和两阳中学，曾兼任两阳中学教务主任。1940年10月至1942年7月，在中山大学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获得硕士学位。1942年10月至1945年12月，任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员。1946年1月至7月，任广东省立法商学院教授兼秘书。1946年7月至1948年5月，任粤侨事务辅导会秘书。1948年7月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建国以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至1986年2月退休。退休后，仍继续承担科研任务及培养青年教师工作。曾任广州市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近年来，还被推选为广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顾问、广东省民族学会顾问、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希腊罗马史学会顾问、《盐业史研究》杂志顾问等。1934年我在广东两阳中学高中读书时，戴先生是我的语文、历史老师和班主任，也是我从事宋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启蒙老师。
在科学研究方面，戴裔煊教授在世界古代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宋史、明史和澳门史等领域都有卓著成就。他从事史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贯彻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的原则，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服务。戴老师的家乡阳江在宋代已有相当规模的盐场，如咸水场和双恩场。宋代民族战争迭作，军费浩繁，积贫积弱。盐税是当时宋政府的重要收入。北宋仁宗时范样制置盐钞法，以通商法代替官榷法，既有利于国计民生，也保证了国家获得最多的盐利。1940年至1942年，戴先生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时，对宋代钞盐制度作了深入的研究，写成《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书。戴先生在该书的《自序》中说：“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了解这个时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关键。宋代盐的产销制度是宋代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它，了解它，对于了解宋代的社会历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戴先生引用文献资料不下二三百种，以纵横的比较研究方法，阐明宋代钞盐制度产生发展变迁与时代环境的交互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从历史的角度，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食盐供应问题提供经验教训；强调盐法的制订必须以福国利民为宗旨。此书出版以后，得到大陆、港、台和日本学者的一致好评。自50年代以来，这本著作在大陆和台湾各印行了两版。其中大陆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次，1981年中华书局再出修订版。这本书写成于1947年前，到目前为止研究有关宋代钞盐制度的著作，仍然以先生这本书最为完备、详赡。
日本宋史学者，很推重戴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年来，来华访问或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日本学者，都托人问候戴先生。1985年5月在杭州举行的宋史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日本宋史学者梅原郁和柳田节子教授等都托我向戴先生问好。会后回来，我曾将日本学者在会上对戴先生的好评，向戴先生作了介绍。他听了以后，连声说：“这是对我的鼓励。一个人对自己的学识，要有自知之明，不能因一时的毁誉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又说：“钻研学问，是为了提高自己，而不是为了炫耀于人。”这些话对我的教育很大。
1956年，葡萄牙殖民者在他们强占的中国领土澳门，策划纪念开埠400周年的殖民主义活动。为了维护我国领土主权，戴先生30多年来长期潜心研究澳门史，撰写了10多万字的著作，阐明了葡萄牙人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入据澳门的重大问题，有力地驳斥了西方殖民者和“史学家”所谓“葡人为中国赶走海盗，中国政府把澳门给葡萄牙人作为酬劳”的讹传。为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正义事业，作出了贡献。戴先生关于澳门史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大陆和港、澳、台学者的推崇。他在这方面的专著已出版的有：《<明史·佛郎机传>笺正》（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发表的《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最近也在澳门出版了单行本。
戴先生治学严谨。例如他在《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指出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海盗”活动，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人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及海禁政策的斗争。他的著作被美国学者称为用科学方法研究倭寇问题的佳作。
在民族学研究方面，戴裔煊先生的成就也是卓著的。戴先生家乡阳江在春秋战国时是百越地，唐称恩州，宋改南恩州，本越族所居，在当地语音、风俗、习惯方面，还有不少越族文化元素残存。这就促使戴先生致力于对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写的毕业论文就是《南蛮之史的研究》。戴先生在中国民族史、西方民族学史、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他的专著《西方民族史》，论述了民族学研究发展的由来，西方民族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这是一本介绍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同属于这方面的论文，还有《鲍亚及其学说述略》《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递演》等。他的《僚族研究》《干兰——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棉种棉织传入中国与西南民族的关系》等，是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力作。大陆、台湾和美国民族学界，对戴先生这些论文至今评价仍然很高。
戴先生真诚地对待事业，真诚地对待人生，是一位正直的学者，高尚的知识分子。
戴先生谦虚正直，从不吹嘘自己；也从不把自己的成果当作商品去叫卖。他常说，“学无止境。做学问切忌骄傲自满。”他对自己要求严格。曾说：“像我这样的人，业既不专，又不成家，同志们侪我于专家之列，声闻过情，君子所耻，过蒙奖借，能不汗颜？”1987年春节，我到中山大学向戴先生拜年，当时谈到了有人提出的“知识商品化”的问题。戴先生说，对这个问题要正确理解。不要把自己的研究作为迎合市场需要的商品。不能“短视”，不要采取狭隘的功利主义。研究方向要有长远打算，要坚定不移，锲而不舍。千万不要“朝立一旨，暮即成宗”，以此相互标榜。读书人要重视操守，不能什么都用金钱去衡量，事物的价值是不能完全用金钱去衡量的。不要把自己的学问当作商品到处吹嘘、叫嚷。一个人的学问，自有公评。虚假的不能当作真实，用奸商的手法做学问，贻误别人，也害自己。他还说，中国儒家强调“义第一，利第二”“重公利，反对私利”。戴先生这些话是有所发而说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这种见解不能说毫无借鉴的意义。
戴先生热爱社会主义，坚持真理，不阿谀逢迎，不随波逐流，不作违心之言。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有人动员他写文章批判陈寅恪教授，他说：“我们应该把陈先生当作一部百科全书，在他身上学知识，学方法，至于思想方面，不必苛求于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在“四人帮”评法批儒活动的影响下，广东学术界奉命对“四人帮”圈定的“法家”代表人物东汉王充的著作《论衡》进行注释，聘请戴先生参加选注工作。戴先生根据自己多年对王充思想的系统研究，指出王充的思想是属于儒家，不是法家。他说：“我可以为《论衡》一书的词句作文字上的诠释，但我不同意说他是法家。”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到处都在唯唯诺诺，是非曲直不分。而敢于直言，敢于坚持正确意见，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戴先生这种不“屈从”，不“丧己”的品格，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有的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折腾，不敢再提解放前曾经有过某些问题的亲友、同学或老师，戴先生却不是这样。他在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写“自述”时，把他和解放前一位学者黄文山的关系，如实地写了出来：“如果说我对于西方民族学的历史发展及各个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知道一点的话，是与黄文山先生的教导和帮助分不开的。我往年在中大未及门受业，这时比及门弟子所受教益尤多。我视他亦师亦友亦兄长，他也把我当作家人子弟。忆1943年春夏间，时抵北碚未久，因不习惯于川东的毒雾淫霖，寒热间作，病卧医院数月，形销骨立。馆中有某主任来院探视我的病，见状不敢入病房。文山先生见我久病未愈，特延中医生来院为我诊治。在家把药煎好，黑夜夫妇亲自用热水壶送到医院。山径崎岖，雨后泥泞路滑。我口服甘霖，心感沮零，浑忘孤旅萧条，客中病卧了。病情好转，他又命佣人每日为我治膳食，照顾无微不至，使我病体迅速康复。忆1944年《民族学史》脱稿后，我在自序中写道：‘微先生，早已埋骨川东，马毙坟头，今且霜凋宿草矣！是书无由写，写亦不能成。至于每有疑难，随时商榷请益，则尤其余事也\’。这是当时实在情形。”黄文山解放前曾任中山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重庆国民党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组主任，广东省法商学院院长等职，后来去了美国。解放后曾被批判，说他是国民党御用的反动文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戴先生也因为与黄文山的关系而奉命检查和交代。但是戴先生并没有忌讳这些，在“自述”中依然把他和黄文山的关系如实地写了出来。
戴先生在两阳中学任教时，当我的班主任。他经常教育我们要认真，要是非分明。他教课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对我们的作业，批改得十分仔细；每星期还要我们用英语写周记，并对我们的周记都作了细致的批改点评。那时，我们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戴先生的教导下，进步很快。戴先生还经常提醒我们要正直，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戴先生的教导，激发我思考，策励我进取。我曾经在一本《中国通史》的扉页上写下了这两句话：“让我们学习牺性而不失望，让灵魂除了永久的正直以外，不向别的屈膝。”那时我オ17岁，事情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至今记忆犹新。那本《中国通史》还保存到现在，没有遗失。大胆讲真话，并不容易。高尚的思想与情操必须通过讲真话来培养。
戴先生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作出的贡献很多，向人民要求的甚少。对生活待遇，例如住房，他从来没有向领导提出过要求。这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善良的知识分子“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道德修养。
戴先生于1988年9月12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0岁。他是一位有重要成就和贡献的学者，又是一位热爱社会主义、正直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的好老师。戴先生的逝世是一个大损失，我们痛失了良师。难忘的往事，历历在目，戴先生的学问、品德、思想、作风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值得我们永远思考和怀念。
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说过：“世界上最宽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让我们永远记念着襟怀坦白、心灵宽阔的戴老师！
写于198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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