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道守真 上善若水
吕如雄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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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
录句《佛说四十二章经》
李白《秋浦歌》
□ 林 迎
他，年近古稀，是驻中国书法家协会颇有影响力的广东人。他就是阳江籍著名书法家吕如雄先生。
在网络上搜索吕如雄先生的影像和作品时，我们会发现除了公务活动外，其他信息很少。一位了解内情的朋友告诉我，吕如雄先生在领导岗位时就对自己有过“三不”的要求，即不办个人作品展览，不出版个人作品集，不接受宣传自己的媒体专访。因此，20多年来，他基本上是躲在荧光灯的后面潜心创作，默默耕耘，真可谓含章可贞，上善若水。
然而，当我们翻阅他的人生画卷时，却处处感受到光彩与灿烂。
吕如雄是阳江平冈人，1947年出生，8岁承父训临池，初中时便在学校书法比赛中获奖。1968年入伍，1972年因书法专长从南国边陲调到北京总政治部工作。中国书协1981年成立，他1982年入会。1987年，他的书法作品作为国礼由全国政协赠送给朝鲜领导人。1992年，他转业到中国书法家协会，连续担任第四届、第五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副厅级）。
在组织工作中，他除了参与领导班子对全国书坛的指导决策外，还勇于创新，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主持制订了《中国书协个人会员入会条件细则》，促进会员发展工作的规范化。他策划、组织多次全国书法大奖赛，筹划成立了 “中国书协大连书法创作中心” “中国书协爱心学校”等。他还参与协会组织的各种展览的评审工作，多次担任评审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他还多次以副团长、秘书长或专家学者的身份出访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在书法创作方面，他的作品先后参加了全国首届大字书法展，全国首届青年书法展，第一、第二届“兰亭奖”书法篆刻作品展，中日自咏诗书法展，中国现代书法大展（法国巴黎展），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等上百次国内外大型展览。他的作品曾两次被邀伴随神七、神九遨游太空。1998年，他的行草书《念奴娇·赤壁怀古》被刻在密山碑林一块180吨重的扇形巨石上，被密山市申报收录入《吉尼斯世界大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岭南电视台先后拍摄播出《吕如雄书法艺术》专题片。他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以及广东美术馆等收藏；他的作品和传略被收录于《中国书法今鉴》《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大辞典》等多部典籍。
吕如雄对各种书体都有所涉猎，真、行、草、隶诸体兼善，尤以楷书、隶书为世所重。
他的行草书以二王为根基，以南宫笔法为枝干，既能对话古贤，践行经典，又能存乎一心，自出机杼，气势生动，纵横千里；锋棱郁勃，捭阖八荒，有着“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恢宏气象。正如著名书法理论家李庶民所言：“吕如雄行书整体给人以由二王入宋人意韵的印象，有小王之逸气纵横、挺然秀出与米芾之风樯阵马、沉着痛快。”李庶民还以吕如雄书写的《论语》为例，作了精辟的评述：“《论语》全篇一万四千余字，如泉涌溪流，一气呵成，节奏明快，跌宕有致，波折炳跃，勾趯煊赫，皆悟笔法之高妙；横竖烂漫，形势酣畅，可见结体之自如；墨色华兹，情逸纸上，尽显书家之心性，诚其五合之作。”
吕如雄之隶书，正如他在作品中自叙的“余临习隶书数十年矣，多沉湎于汉碑……”那样，将《史晨碑》《曹全碑》《礼器碑》《张迁碑》《石门颂》等名碑以及汉简熔为一炉。他集数十年潜心钻研的积淀，穿越古今，化古为我，以现代审美观对传统经典进行从容不迫的解构，从结字、线条、墨韵等元素对传统隶书进行新的诠释。他的作品突破了结体方正划一、线条粗细均匀的板滞，强化了字法结构的方长对比、笔画偏正、轻重变化以及墨色的虚实浓淡呼应，让结体在笔下自由开合，让线条在纸上尽情地奔逸跳跃，让隶书这种静态书体凸现动态的韵致，将书法的“书写性”发挥到极致。因此，他的隶书章法布局错落有致，捭阖相宜，风神高标，意境奇崛，“巧中寓博识之见，拙中得物外之心”（李庶民语）。刘海粟美术馆馆长叶鹏飞先生解读吕如雄的隶书时说：“吕如雄先生能在深研多种汉碑的基础上，再吸取简牍书法的营养，将古朴浑厚的汉碑书风与潇洒灵动的简牍书风合而为一，形成了他独特的隶书书风。”
吴振峰这样评价吕如雄先生的作品：“在奇谲波澜的笔墨挥洒中，有一种移形换步清劲豪逸的诗意美，因而能秀出时辈，卓然成家，为当代书坛平添一道亮色。”他还说：“吕如雄先生的书法在完成了出规入矩之后，由自为而自在，表现出心灵的自由翕张，从而分蘖出自己的笔墨语言或者说审美形态。这一切都是生活赐予，也是文化浸润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吕如雄在当下才具有了某种文化标高的意义。”
吴振峰的评价很中肯。有一次，吕如雄对一位到府上请教书法的年轻人说：“书法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写书法\’最终是‘写文化\’，古人云‘学书以法，其妙在人\’，然斯人欲妙，须启乎心，励乎志，守乎诚，积乎养。以人生的修为去对话书法本体的认知，达到天人合一，心手双畅，五合交臻。”吕如雄的这段话，涵盖了一些书学立论，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首先，他把书法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来认知和定位，认为“写书法”其实就是“写文化”，最后得出“书法家不但要懂书法，还要有文化”的结论；其次，他说的“斯人欲妙，须启乎心，励乎志，守乎诚，积乎养”，不一定是成就每个书法家的必要功课和基本要素，但可以成为学书法的参考。
按照佛家观点，“行道守真者善，志与道合者大。”意即发心如初，最开始觉悟发心的瞬间是最纯善的，它往往决定人一生修行的成败。在孩提时，父亲就对吕如雄说：“毛笔字是一个人的脸面，一定要把字写好。”从那时起，父训就铭记在心中，他与书法形影相随，使之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很多的纸，他就在地面的方砖上练习。放学回来，有时还要和弟弟去捡树叶作柴火，他常常是一边捡一边在地上练字。他刻苦学习，初中便在学校书法比赛中获了奖。参军后，无论在连队，还是在机关，他总是能结合本职工作，从书法角度去进行“辐射式注意”。特别在解放军出版社工作时，他把书法艺术和装帧工艺、印刷工艺结合在一起，学以致用，既促进了工作，又提高了书法水平。
在此期间，吕如雄为数百种图书刊物题写了书名和标题。已故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金开诚1984年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盛赞吕如雄既会工作，又会学习，对他在书法学习的同时，注意钻研文学、绘画理论、哲学、美学等知识大加称道。吴振锋曾这样评价吕如雄：“我一直坚信，文化是对现实和政治的超越，是一种精神人格的追求。在现实意义上，文化是一种精神召唤和意义信仰……在中国书法家那里，‘存在\’之‘家\’，便在汉文字的‘书写\’中。因了文字的引诱，书法成为书法人的精神家园，我们须在家园守望中完成自己，超越本我，进而成为‘恒在\’。这似乎已是一种文化宿命，没有哪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能够抗拒这一种文化韧性的力量。近读吕如雄作品，觉得这正是一个显例，一个堪耐品读的文化样本。”吕如雄先生从幼承庭训至今，已有一个甲子的时光，无论身在北国还是江南，无论习武还是从文，始终与书法相伴为生，直至到了中国书协工作后，书法最终成为他安身立命的归宿。
吕如雄先生1972年定居北京，在全国的书法中心地域摸爬滚打。2000年，他成为中国书协的一个专业领导。在书坛这个名利场中工作达数十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名”与“利”始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在《砚边碎语》中写道：“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君子好名，水到渠成。”“名以德养，大名伤身。”“一个人不要追求太多的名利，一生只要活得有尊严，有自我就好，恒德无羞。”“学习‘兰亭\’应提倡回归兰亭精神，淡泊名利，修养心性”。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领导岗位时他提出“三不”承诺，就是一种注释。也正由于他书品高，人品好，在协会曾连续多年考核被评为优秀，1995年被选为中国文联党代会代表，1998年被中国书协分党组作为中国“文联”十佳工作者推荐人选，还被评为中国文联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难怪齐白石老人四子、已故书画大师齐良迟老先生生前评价吕如雄：“书法好，诗词好，人品也很好，在同辈人中是很难得的。”
吕如雄先生六十初度时曾有一番感怀：“人生走过甲子之后，再回首往昔，真有隔世之感。多少悲欢离合，多少世态沧桑，如果人生可以从头再走一次，我也许是个将军，也许是个作家，也许是个商贾，也许是个乞丐……可是现实却成了个书家。不知是应该自怜还是自足？是幸运还是悲哀？无可言状。”不管是他的人生成就了他的书法，还是他的书法成就了他的人生，我以为吕如雄先生的一生是成功的。
吕如雄先生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脱离了案牍劳形，俗务缠身，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褪去袈裟万事疏，还将本色又如何？亲朋若问南山事，一缕香茗半壁书。”远离了书坛的风口浪尖，摆脱了各种人事的缠绕，让他站在山外能更冷静，更超脱地面对书坛。他在《砚边碎语》中寄语年轻作者：“要戒浮戒躁，切忌早熟，更不要奢求一夜成名。”
吕如雄先生主张书坛“不要‘风云突变\’，要引导作者根据自己的审美取向选择创作，营造百花齐放的健康局面。”他在一本书法作品集中的序言写到：“书法，自从传统书斋走出以来，当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发展，这是无需置辩的。但与此同时，它又因此失去了书斋原有的纯净。这种书法本体品格的缺失，表现在各种异化书法、玩弄书法、篡改书法、夸大书法现象的充斥与泛滥。其根本原因，是现代极端功利主义价值观绑架书法的结果。书法在现实生活中被装饰成‘变脸\’的表演。它可以是哗众取宠的杂耍，可以是卖弄风骚的道具，可以是谋取名利的资本，可以是附庸风雅的面膜……”他希望，“书法就是书法，是中华文化几千年延绵不断的血脉，是书法人精神家园幸福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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