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自天而降的茶税
□曾园
在《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里,陈先生谈《琵琶行》时讲了唐代茶税的兴起,读来颇有提神醒脑之感。安史之乱后,朝廷失掉了河北财源。为维持两京一带的需要,经济上要靠江淮。盐税,山东、河北的得不到了,只有靠东南的盐。唐于开元年间才开始收取盐税,现在更靠这来弥补失去的财富。盐需要行销四处,以水道最便利,大船最经济,可从扬州到九江间上下往来。茶与盐同。所异的是,茶有名贵的和普通的。前者用的人少。后者用的普遍,于是便视茶如盐,不单税盐也税茶。茶商、盐商,都向政府领专卖券,他们都是新兴的大商人。这里面就有“前月浮梁买茶去”的那位“重利轻别离”的茶商。
朝廷在开元年间收盐税,后来收起了茶税,似乎颇为得心应手、易如反掌。不过,收税,先得有一个在朝廷看来是日进斗金的行业在那里运转,然后才能在交通要道设卡收税。
宋朝大诗人陈师道在《茶经序》里探讨了茶行业兴起的原因:“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智矣。”
陈师道觉得,从朝廷到民间,以及外面的戎夷蛮狄,无论是祭祀还是百姓自己喝得高兴,总之产业链形成了。深山老林中的茶农脱贫,有远见的茶商发了大财,这些全都仰仗了陆羽的智慧。
“山泽成市”并非儿戏,这里一定有大量的金钱甚至政府的产业政策在推动,不会仅仅一本有关生活美学的畅销书《茶经》就能办到。商人因为一本谈论品位的书而闻鸡起舞,这在经济史中也是没有先例的。
唐人封演《封氏闻见录》记载: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关于“降魔师”的这段文字提醒我们,唐代信仰佛教的人离不开茶。
“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让唐人感到奇怪的是什么?表面上看来,汉人划分族类的办法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心”很难去剖析与辨明。人类学家认为原始部落划分自己与外人的办法是:外人都是些不好好说话,不好好吃饭的人。所以,在汉人觉得非我族类的回纥人居然也爱喝茶(有可能是吃茶),实在难以理解。
事情是这样的:曾帮朝廷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人,渐渐滋长了强买强卖的习性。愈演愈烈的“绢马贸易”让朝廷焦头烂额。《新唐书》记载:“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白居易在《阴山道》诗中写下了著名的抱怨:“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
元稹的同题诗中这样写:“年年买马阴山道,马死阴山帛空耗。元和天子念女工,内出金银代酬犒。”但这事没完,白居易的诗接下来披露了朝廷好心好意的金银换来的是次年的震惊:“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
绢帛需要养蚕种桑与人工,而茶只是树上的叶子。所以中原人民面对茶叶的需求“亦足怪焉”中是藏有惊喜成分的。
从唐至清,中国人总将外人嗜茶理解为“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人类学家张经纬则不以为然,他在《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一书中认为,“茶叶在晚近的时代确实流行于草原部落之中,但他们饮茶的历史不过一千多年,而在这之前,没有喝茶的时段则有上万年之久,并没有因此得病。”他认为回纥便从西部草原接受了摩尼教和佛教的信仰,因此像“降魔师”渴望修行翻倍。正是因为回纥人频繁地要茶,研究唐宋经济的孙洪升先生认为,“北方的茶叶市场遂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展,这就加速了茶叶的商业化过程。”
一开始为了应付回纥人,朝廷梳理了茶行业的产业链,打通了从偏远茶山到茶肆所有障碍。然后,商人出现了,他们将茶行业变成了支柱产业。
所以,我们不妨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唐人李珏发现变革来得如此迅猛:“田闾之间,嗜好尤切。”也就是说,连农民都爱茶,每天都喝茶。这不是朝廷的恩赐或英明决策,而是商人制造的奇迹。
“元和天子”唐宪宗感念女工,唐德宗也不遑多让。780年唐德宗首次收茶税之后,对茶农疾苦的感同身受让他取消了茶税。但缺钱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再加上食髓知味的惯性,793年他正式恢复了茶税。税率百分之十,当年收入四十万贯。
民间对茶叶与财富的渴望不亚于官府。陆龟蒙、白居易都经营过茶园。白居易的诗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在这个语境之下就更耐人寻味了。陆龟蒙“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岁入茶租十许,簿为瓯蚁之费。”我们就理解成以贩养吸好了。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宰相、文学家王涯开始鼓吹“榷茶之利”。
榷,独木桥的意思。后来有了专利、专卖的涵义。《管子》曾宣扬一种想象出来的经济学:“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商君书》的幻想更加具体:“利出一孔,则国多物。”
但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王涯关于茶叶专卖的幻想性在现实中会膨胀到这个程度:“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为榷茶使。”
似乎是因为茶叶实在太赚钱,朝廷总忘不掉曾经在茶行业做的工作,现在在岸上收税,完全享受不到分肥的快感,于是朝廷毅然下海强买百姓的茶园,但具体的措施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旧唐书》记载:“盐铁使王涯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移栽茶树很难存活,损失很大,发展到“旧有贮积,皆使焚弃”这种纯粹暴行就让人难以相信了,先前应该没人会想到文学家王涯有如此铁血手腕。
《剑桥隋唐史》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可能是错的:
唐朝政府不断接到警告说,它的政策正在导致东南地区的不满和骚乱。835年,一件关于将茶林移植到官办场圃中的建议在茶叶生产者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有人劝告政府说,强制推行这一计划“止有尽杀使人,入山反耳”。这一建议于是不得不放弃。
“将茶林移植到官办场圃中”这一举动中的疯狂性被外国汉学家注意到了。但是,因为有老百姓警告要造反就“不得不放弃”,这实在不是唐朝皇帝的习惯。其实,“榷茶”的终止完全是个意外:王涯参与的剿灭宦官的军事行动,因计划与执行过于荒唐而失败,王涯被腰斩。
这场军事行动后来被叫做“甘露事变”。整个事件在历史上很重要,但在此不便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当王涯这一方失败,太监仇士良率神策军一一捉拿他们。“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军。”榷茶使王涯在茶馆里被活捉,颇有意味。
当王涯被“腰斩于独柳之下,枭其首于兴安门外。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百姓观者怨王涯榷茶,或诟詈,或投瓦砾击之。”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写的是“百姓观者怨王涯榷茶”,他们并不是茶农与茶商,可见王涯的举措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文学家、宰相令狐楚后来评价王涯的行径非常中肯:“实为蠢政……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有同儿戏,不近人情。”
令狐楚将“榷茶”制度废弃,恢复茶税制。但事情没完,令狐楚有一个学生叫李商隐,在甘露事变的第二年春天写了一首名叫《曲江》的诗,其中有几句提到王涯之死: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李商隐对王涯的态度纯粹是哀伤,没有一丝一毫的责怪,与他的老师令狐楚完全不同,这与李商隐的经济观念有关系。
可以从李商隐脍炙人口的《贾生》看他的经济观念:“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诗人人都知道是讥讽皇帝不务正业,也不重视人才。但读者大多都没仔细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冷落著名人才贾谊的皇帝怎么可能是汉文帝?应该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会认为贾谊的治理能力与明智会超过汉文帝,那么,这首诗究竟写了件什么事情?
汉初政治的主要措施是与民休息。教科书的说法是皇帝崇尚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现在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政府干预较少的自由经济,效果很好——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出了当时许多大商人的业绩。
贾谊的经济学观点是极力推广“糊口经济学”:“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当时出现的巨商奢靡与官商勾结问题,贾谊的想法是政府要采取高压打压地方经济势力。汉文帝明白跟他讲不通,所以在不得不面对这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政论家时,采取了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
李商隐写这首诗,其实是婉转地支持王涯的经济政策。王涯凭文采得到拔擢,“永贞、元和间,训诰温丽,多所稿定。”但他在清要位置上一心想的只是“嗜权固位”,抄家“财贮钜万,取之弥日不尽”。这样的人,说他是唐代和珅也不为过。
所谓的茶叶专卖,效果又如何呢?唐代无详细记载,我们不妨看看宋代的情形。政府统购统销的茶叶中永远存在假冒伪劣现象,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常用常新的强制搭配销售。北宋李觐说:“世之所贵,家之所蓄,则非有公茶者何?公茶滥恶,不味于口故也。”王安石说:“而今官场所出,皆粗恶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贩者。”欧阳修说:“今民自买茶,须要真茶,真茶不多,其价遂贵。”
文人论政,往往立场虚浮:站在皇帝角度看问题未免入戏太深,站太监的角度更是荒谬。那么站在太监的对立面就是正确的吗?太监的对立面是所谓的文官系统。李商隐这个文官系统中手无寸铁的弱者,却奇怪地支持王涯的横征暴敛。其实,他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吃瓜,才是最正确的姿势。
吃瓜群众手里的一杯茶,价格高昂,品质滥恶,保持什么心态是恰当的?王涯被杀,投瓦砾击之如果过分,扔去一块瓜皮我看是合适的。
题图:中国古代的茶税银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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