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李爱凤
正月初五，原计划一家人去大姨家，但临时收到信息说有亲友来吃饭，我不得不在家备菜，我丈夫阿波和孩子们去给大姨拜年。午后，我正在炸云吞，阿波在微信里喊话：大姨在人群中寻你呢。没过几分钟，孩子又发信息来：姨婆说好想你，一想到你就开心。
我眼眶一湿，两年没见大姨了，大姨已经90多岁了。自1988年秋天认识大姨开始，每年过春节都会到她家去“收利是”，一直没间断过。我都是做奶奶的人了，大姨还是一如既往，过年必给我红包。去年因为疫情不能串门，不知大姨是否一直在等我们。
有一年，我们大年初十才去大姨家拜年。大姨说：“我一直在等你，心想你是回湖南了吧，也该回来了啊。”当时，我心情特别复杂。在乐昌，如此惦记我的人不多，打小我就不爱串门，不爱说话，时常不招人待见。难得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姨却一直待我如亲人，如此牵挂着。
大姨祖籍陕西，年少在四川工作，后又随夫转业到乐昌，是婆婆认的干姐姐。听大姨说，婆婆年轻时和大姨是工友。婆婆刚到单位时，他人欺生，大姨仗义，力挺婆婆。怕婆婆再受欺负，便和工友们说婆婆是她妹妹，且处处关照婆婆。因两人同姓，又都是外来人员，婆婆便顺势认了大姨做姐姐。
阿波年幼时，婆婆生了一场大病。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姨一直带着阿波同吃同睡，视阿波三兄妹如己出。阿波小时候特调皮，有一次把别人家的菜全拔光了，拔累了，就拿条棍子扫，整个菜地被弄得稀巴烂。人家找上门来索赔，原本就缺衣少食的，哪有钱粮赔？大姨好话说尽，方求得人家谅解。钱不用赔，但是要帮人家种菜，大姨就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帮人家种菜。大姨说：“那个累哟。”我问打了阿波么？大姨说：“舍不得打，孩子已经够可怜了，再说调皮是孩子的天性，哪有不惹事的。”
阿波兄妹三人年幼失聪，不时会有人说些不好听的话。但是，大姨对他们从来没有过任何言辞或行为上的轻视，每次见面都是笑呵呵的。和她倾诉家长里短，她只开导劝说，不评说谁是谁非。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阿波的兄长十三四岁就到石场打石仔补贴家用，打1平方米的石仔有几毛钱的收入。对于一个失聪的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艰巨。大姨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减轻步行的艰辛，送了辆紧俏又珍贵的自行车给阿波的兄长。
我抓一把云吞放进油锅，点开视频，喊一声：“大姨！”手机里人影一现，我心里一酸，竟有种想要拥抱她的感觉。“等我！”胡乱拿了些云吞，关了火，拿起手提袋便冲出家门。站在门外我才发现自己身穿睡衣，手提袋也拿错了，锁匙钱包都在屋子里。我从相识时的黄毛丫头到如今的鬓如霜，30多年了，这一份情感，早已溶于血液。
推门而进，大姨一见到我，便踩着小碎步，急急忙忙地迎上来。孩子们在旁惊叫：看啊！看啊！姨婆好有精神了啊！刚才给我们发红包时，移步都好艰难。闻此一言，我竟无言以对，想哭却又哭不出来。
大姨拉着我的手坐下，说：“差一点你就见不到我了，我去年中了两次风。”我好想说点什么，但终是忍泪含悲，说一句：您要好好的！一边暗自懊恼：什么时候才能改掉深居简出、不爱串门的坏习惯。
也许是因为新年的原因，大姨很快就转了话题，问我是不是明天就要回深圳了，然后抖动着手，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红包递给我，满脸怜爱：“你今天不来，我也会留着。”旁边的表姐说：除夕夜，就在数要包多少个红包了，说要准备几个给你家里。
我接过红包，紧握在手，要把被呵护、被惦念的幸福握紧。大姨递给我的是真诚的祝福、真挚的爱。她把超越血缘关系的亲情，浓缩在一个小小的利是封里，在她和婆婆之间代代相传。一年复一年，这份沉甸甸的真情，一直被我及我的家人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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