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评价与区域差异
编者按:
为繁荣发展韶关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鼓励社科工作者围绕韶关高质量发展开展学术研究，推动理论创新，近期，韶关市通报了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肯定了获奖著作、论文和调研咨询报告的学术价值。今日起，本版推出《韶关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选登》栏目，陆续推荐若干项优秀成果，敬请垂注。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已成为制约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2015年9月国务院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的要求，其关键之处在于提升绿色发展效率，即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实现资源节约（特别是能源节约）与污染物减排，推动经济增长向低投入、低排放和高产出的绿色发展方式转变。随着国家提出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近年来中国的绿色发展效率问题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本文基于跨期生产前沿的SBM-DEA模型，对中国省际1999-2012年的绿色发展效率及各投入（产出）变量的无效率水平进行了测度，考察了1999年以来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动态演化特征与区域差异格局，并对中国整体及分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收敛性检验。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演变趋势与区域差异
整体而言，中国的绿色发展效率（GTE）还比较低，而能源投入无效率水平（ESW）、二氧化硫排放无效率水平（SUAW）、COD排放无效率水平（CUAW）比较高，大部分省份存在较为严重的污染过量排放和能源过量消耗问题。从空间分布来看，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省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绿色发展效率水平较低的省份集中内陆地区，即中国绿色发展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呈“东高西低”的非均衡性特征。
样本期间全国平均ESW、平均SUAW和平均CUAW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而平均GTE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转折点出现在2004年或2005年，平均GTE的最高点及平均ESW、平均SUAW和平均CUAW的最低点都出现在2012年。在1999-2005年期间，全国平均GTE呈递减趋势，这可能是由于1999年以来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能源、钢铁、有色和化工等工业的加速发展造成了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较快增长。在2006-2012年期间，全国平均GTE呈递增趋势，这可能是由于2006年以来国家更加重视能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制定并严格推行了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
与全国均值的演变趋势不同，中部与西部的平均GTE虽呈“先降后升”的演化态势，但总体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与之一致的是，中部和西部的平均ESW、平均SUAW和平均CUAW虽呈“先升后降”的演化态势，但总体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与中西部不同，东部的平均GTE在每个阶段都维持上升趋势，平均ESW、平均SUAW和平均CUAW也都维持下降趋势。正是由于区域间绿色发展效率变化趋势的异质性，造成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区域两极分化格局凸显。
在样本初期（1999年），西部与东部的平均GTE相同均为0.505，而中部的平均GTE（为0.439）比东部要稍低，区域间的差距没有被拉开。在第一阶段（1999-2005年），由于中部和西部的平均GTE处于下降趋势，而东部的平均GTE却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导致东部与中西部的绿色发展效率差距被显著拉开，东部一枝独秀的递增演化态势已显现出来。在第二阶段（2006-2012年），由于递增速度存在差异，区域间平均GTE以及平均ESW、平均SUAW和平均CUAW的两极分化格局更加凸显。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东部能够实现节能减排无效率的明显改善，意味着东部的经济增长更加符合绿色发展方式的特点，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正逐步得到转变，而中西部的节能减排无效率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出现明显下降，说明中西部的经济增长仍延续着传统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仍是以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为代价。
从1999年开始，伴随着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东部大量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但所转移的产业主要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与之不同的是，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东部凭借技术、人才、物资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承接了国外绝大部分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加上中西部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东部集聚，使得东部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也逐步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型。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密集型产业不断向中西部转移，同时技术密集、附加值高和污染程度相对较低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向东部集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绿色发展效率在区域间呈现出两极分化格局。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行节能减排政策，但在区域间没有被均衡地实施，东部相对于中西部的节能减排任务更为艰巨，面临的环境规制政策也更为严格。这一方面会促进东部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使经济增长逐步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变；另一方面，由于区域间环境规制势差的存在，加上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具有很强的投资和发展冲动，势必会进一步加剧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上述分析结果揭示出伴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节能减排政策的调整，东部与中西部在绿色发展效率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呈现出“剪刀差”的区域分化格局。在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时期，东部依靠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效促进了绿色发展效率的大幅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发展的重工业化也可以是集约、高效与低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在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切实推动技术、人才和信息向中西部转移，积极引导中西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策略。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收敛性检验
本文接下来采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三种方法进行收敛性检验，旨在分析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趋同或者发散状况。
σ收敛的结果显示，全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变异系数整体呈扩大趋势，而东中西三大区域却呈缩小趋势，所以基本判断全国整体不存在显著σ收敛，三大区域则存在显著σ收敛，且三大区域之间的绿色发展效率差异在不断增大是导致全国整体差异逐步扩大的主要原因。绝对β收敛的结果显示，中国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并不存在显著绝对β收敛，但在三大区域却表现出显著的绝对β收敛特征。条件β收敛结果表明，区域间的绿色发展效率差距在增大，导致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率差距在逐渐扩大，而各个区域内的绿色发展效率差距在逐渐缩小；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率不会朝完全相同的稳态水平趋同，但各个区域会以不同的速度朝着各自的稳态水平趋近；各个区域的稳态水平存在不同，这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基础与条件，但先进区域（东部）与落后区域（中西部）的绿色发展效率差距很可能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
建议：推动中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结论，笔者提出如下建议：①要推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必须摒弃唯GDP的发展观，构建和完善纳入能源节约和污染物减排的绿色GDP考核体系；
②在贯彻落实《产业转移指导目录》基础上，详细地制定出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产业转移项目，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向中西部转移，积极引导和支持鼓励类项目的转移，重点扶持中西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③改革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体系”，加大对中西部的技术和财政援助，对更具节能减排潜力的中西部制定与东部相当的节能减排目标；
④改革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重点推进技术、人才和信息向中西部转移，强化中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韶关学院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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