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提出并践行了“新教育中国化”理论教授上课一身泥 田野深山忙调查
徐俊忠中山大学校史馆馆长、教授
羊城晚报：在回顾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史时，我们发现了“新教育中国化”这个路标式口号，是由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教授提出的。这对近现代中国教育史有何意义？
徐俊忠：“新教育”是区别于被科举制绑架的中国传统教育而提出的，它主要发生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当时中国日益陷入内忧外患，不得不有维新举措，1905年明令废止科举制度，各地更大规模地兴学堂、办大学等。但中国“新教育”不是从自身社会肌体内自然生成的，而是模仿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模仿过头难免就是照搬了，因而它到上世纪30年代已显现出与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种种弊端。
当时的中国教育忽视本国社会需要，表现之一就是大学“重文轻实”。1931年有个全国大学的学生构成统计，文科类占四分之三，实科类只占四分之一。
正是在这种需要路标指引的历史时刻，全国首个教育研究机构——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所长庄泽宣先生，从1926年开始就反复提出“新教育中国化”理论，1929年出版专著《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
庄先生认为：“我们以往的错误，便是把实业已经发达的国家的教育制度，搬到中国来，所以只是造成了若干的高等游民，于国家社会毫无补益。”他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有一个基本要义：中国的教育必须适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真正中国化的教育，需要借鉴各国经验，但归终则要依靠中国人立足本国实际的探索与创造。
羊城晚报：那么“新教育中国化”的理论对于中大后来的办学，特别是抗战坪石时期中大师生的科研和教学有什么影响？
徐俊忠：“新教育中国化”不仅是中山大学提出的一个路标性理论，它也非常真诚地践行这一理论的逻辑来办学，努力推行“新教育”，努力与中国实际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
中大办农学，是搞在地化的，搞水稻育种，搞土壤普查，搞蚕桑，搞茶叶、搞生物防治等等，为此，教授常常是一身泥巴一身汗的。即使是文科，学术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面对古人旧书，而是强调田野作业，边疆调查、少数民族调查，收集民间文学素材，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这种重视研究活生生的社会，从社会经验现象的归纳中得出新知，就是新教育的重要特征。
即使在逃避战乱的迁徙颠簸中，中大坚持这种教育方式依然是自觉的。不论是到澄江，还是到韶关，一经安定，各种科考、普查工作，以及各种结合在地情况的研究工作就很快开展起来。因此，做了大量服务在地民生事业的事情，产生一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成果。例如医学院的梁伯强教授完成《日本住血吸虫在粤北之传播》，黎希干教授的《粤北瑶山卫生考察报告》；农学院为解决广东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几乎负责起全省推广优良稻种的全部研究以及选种、育成繁殖等工作；地理系绘制《广东省政治经济图》，还有《乐昌盆地地理纲要》《浈武二河之水文》《曲江之潦水与预防》……至于各种农事培训，公共卫生知识推广，开办民众学校，传播文化知识等等的活动更是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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