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烽火古道 唤醒“学术抗战”记忆 揭开《资本论》译者在韶关坪石的尘封往事
↑1944年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部分教授名册（左一）及王亚南创办的《经济科学》。
见证王亚南在武阳司勤奋著述和教学的法学院炮台遗址。
本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韶关乐昌坪石镇武江北畔，坐落着一个始建于南宋的码头村——武阳司村。作为乐宜古道的必经之地，这里曾一度店铺林立，人气旺盛。
上世纪40年代初，中山大学等多所学校的前身都曾在韶关短暂扎根。近几年，“三师”志愿者团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和中山大学多位教授的寻访发掘，打捞出一段“学术抗战”的记忆。自2019年起，多处遗址被重新保护修缮，连缀成“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
随着研究和探访的深入，专家们发现，《资本论》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之一王亚南自1940年起来到当时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任教，系统讲授《资本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正在韶关坪石浮出水面。
●南方日报记者黄堃媛李文轩
实习生刘嘉猷
“野马轩”中走出孺子牛
7月1日，一个精心筹备的“真理光芒”主题展览在韶关坪石武阳司村文化站正式开展，数百名韶关当地的青年、教师群体将从这里出发，完成一场走读武阳司历史遗迹的研学活动。
展览策展人、广东省博物馆馆长助理王芳介绍说，展览搜集、整合了最新的史料成果，围绕“一个人”“一批学生”“一本书”“一群人”展开，这“一个人”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很多人知道王亚南是《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首译者之一，却不知道他曾在韶关执教4年，把《资本论》引入课堂。”王芳说。
挖掘这段历史并不容易。2017年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天忠带领校史研究分队多次来到武阳司，寻访村民，考证当时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的具体位置。
据1941年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学生手册》和《中大向导》记载，法学院旧址在距坪石东南15里之遥、住户百余家的武阳司。当时因为抗战特殊环境，中大采取分散式办学以策安全。“各学院分布在围绕坪石100里范围内，主要靠水路来往，都有自己的专属码头。”曹天忠说，当时法学院设有经济学系等，不仅在村后小山岗上建有操场、课堂、宿舍、水井，还在山顶和河边建了两座篮球场。
专家考证，王亚南当时就住在武阳司村，有趣的是，他给自己的住所起了一个名号——野马轩。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由于时隔久远，旧址难辨，团队根据“住所附近有座碉楼”的关键线索，在武阳司村中寻找到一座最接近的建筑，正在修缮、活化为“亚南书舍”。
去年，专家在翻阅王亚南学生为其写的传记时，发现了“野马轩”的来历。“想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破当时的旧秩序，冲破国民党的束缚。”曹天忠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王亚南说，自己不再做野马了，要做孺子牛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从马到牛，实际上恰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转变”。
坪石的烽火岁月里，王亚南写就了《中国经济原论》（1949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著名学者陶大镛曾评价，《中国经济原论》是王亚南运用《资本论》的科学体系、基本范畴和规律来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在学界看来，《中国经济原论》是中国最早一部尝试把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之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而在该书序言中，王亚南提到坪石这段岁月对他的帮助：“战争是骇人深省的有力因素，战时的许多社会现象，会帮助我们认识那些隐伏在表象后面的有关社会本质的东西。但假使我留在其他地方，或者留在其他大学，恐怕会是另一结果吧！”
《资本论》系统化引入大学课堂
除王亚南外，70年前的武水河畔聚集了一群“坪石先生”。李达、梅龚彬、陶大镛、卓炯……当时的中山大学法学院群英毕至，法律系、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知名学者被时任校长许崇清集中聘用。
在这里，翻译家郭大力开始埋头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后又受邀到粤北连县广东文理学院任教。王亚南则于1940年起担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在武阳司简陋的竹棚屋里向学生们系统讲解《资本论》。
陶大镛曾于1942年至1943年间与王亚南共事，他这样回忆那段艰苦的日子：粤北坪石镇群山环抱，校舍、设备简陋，图书杂志尤其贫乏，王亚南每为搜集零碎资料奔波。虽然生活条件极差，但每天天没亮，“野马轩”就会亮起一盏桐油灯。他伏案奋笔，不管酷暑寒冬，从不间断。
据曹天忠考证，王亚南任教期间，同为经济学系教授、后来接掌系主任的梅龚彬就经常与他密切交流，在《中国经济原论》出版前便通读全书，提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时任法学院院长胡体乾则定期给他提供很多进步人士创办的期刊，如《读书杂志》《中国农村》以及《食货》《中国经济》等著名经济杂志，这几本杂志当时在市面上已经断供，难觅踪影。
小小的坪石，不仅国内学者云集，还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目光。1944年，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李约瑟访问坪石中大，在河畔一个旅馆阳台上，他和王亚南秉烛夜谈，上下古今纵横驰骋。如何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解释中国官僚政治？临分手时，李约瑟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王亚南开启了又一次深入思考。
后来王亚南离开中山大学赴厦门任教，但一直没有忘记此事，时时注意搜集这方面的研究资料。5年以后，他的研究终于有了成果，先后撰写了17篇相关论文，并在《时与文》等期刊上发表，以回答李约瑟当年的问题。
“这段故事被李约瑟记录在日记中，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很大程度源于这段深思。”曹劲认为，王亚南的这些研究以历史为基础，以经济为经纬，多个方面慧眼独具的剖析，为探索根除官僚主义的途径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孕育著作影响一批经济学人
据专家考证，在当年教学中孕育成型的《中国经济原论》专著初稿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两本著作，是战火中王亚南在坪石武阳司村“最后一课”的重要内容。
“《中国经济原论》的基础其实正是王亚南在坪石上课时的讲稿。”曹劲介绍，起初在课上讲高等经济学时，王亚南用的是和郭大力合译的英国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作为读本，因为与中国实际脱节，学生反应冷淡。这一反应促使王亚南另起炉灶，一面讲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一面分析它不适用于中国之处，果然非常受学生欢迎，连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学生也跑来听课。
1946年，已前往厦门大学就职的王亚南仍怀念在坪石的时光。他在《每日论坛》上发表了文章《致中山大学经济系同学的公开信》，文中提到：“我到中大以前，虽然也出版了一些有关经济学方面的东西，但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起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一切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展拓到社会史领域……却显然是到了中大以后开始的。”
“对王亚南而言，在坪石的日子是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起点，他在这里构思具有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学"框架，对中国经济学的后世发展影响深远。”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董小麟认为，尽管王亚南著译众多，但都竭力主张要把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以研究中国经济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学”。
韶关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王焰安指出，研究王亚南的著作文章会发现，到中大之前出版研究的内容，他称之为“东西”，是尚未形成体系的。“到中大以后，坪石成为了王亚南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践行地，这促成了他的学术之路从理论研究为主向关注现实的转变。”王焰安说。
梳理史料时，专家还寻得一本国立中山大学1943年2月出版的《经济科学》，从中可以看到，在上面发表文章的作者不仅有教师，也有高年级学生。曹劲介绍，当时在主讲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高等经济学三门课程之余，王亚南还创办了这本期刊，搭建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传播的平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人。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曾肯定地说，在《中国经济原论》的影响下，众多经济系学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些人至少包括陶大镛、卓炯、廖建祥、涂西畴、陈其人等一批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我们不难找到当时学生对王亚南课程高度评价的文献。”董小麟说，“时至今日，《资本论》和王亚南的许多著作依然是我们应读之书，具有现实意义。”
记者了解到，目前，为进一步挖掘遗址和史料，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韶关坪石旧址修缮工作正有序推进，工人们正在修整周边环境、建设相关步道。下一步，广东省文物局与韶关方面将加快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项目建设；同时，乐昌市将争取把国立中山大学相关办学旧址所在的村庄纳入村庄规划，统筹推进村庄空间的优化调整，做好研学、旅游等产业发展的谋划和空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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