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五老”讲述70年故事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深圳建市40周年，深圳市关工委在青少年中开展“腾飞中国，辉煌70年”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图为市关工委联合福田区关工委在莲花山公园小平铜像广场举办全市启动仪式。
罗湖区关工委的蒋开儒为青少年讲述他如何写出了《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
龙岗区南湾街道关工委的张伟基为孩子们讲课。
福田区关工委教育宣讲活动现场。
坪山区关工委组织小学生参观东江纵队纪念馆。
坪山区坪山街道关工委的高春英讲述她当地下交通员的故事。
深圳商报记者 黄顺 整理
编者按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深圳市建市40周年。为教育引导青少年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扣好第一粒扣子”，按照中国关工委开展“腾飞中国、辉煌70年”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部署，深圳市关工委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发挥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的优势和作用，在全市集中开展了70场“70老人说70年故事”爱国主义巡讲活动。该活动被深圳市委宣传部确定为深圳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之一。
《深圳商报》今日摘登其中7位五老所讲的故事，以飨读者。
特区的诞生与创业艰辛
深圳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曹绍业
1979年前，深圳是宝安县县城的地名。1979年宝安建市时，考虑到深圳的知名度已经比宝安更大，广东省委决定把新成立的副地级市命名为深圳市，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名称。
改革开放前，宝安县的国民经济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人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与河对岸的香港相比更是相差甚远，不少宝安人开始“逃港”。据统计，1957至1979年间，宝安至少有六七万人逃往香港，而且大部分都是壮劳力。当时流传一句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为了尽快缩小两地差距，广东省委在派出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后，于1978年10月向国务院呈报了一份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两县建设成为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同时吸引港澳投资，打造新型边防城市。1979年4月，广东省委又向中央提出，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希望创办贸易合作区。
这个建议得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赞同。当他听说要划出一块地方，老定不下这个名字时，就提议叫“特区”，因为原来陕甘宁就是特区。
就这样，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这个“圈”就是深圳。1980年8月26日，中央最终确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作为经济特区，这个日子标志着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
经济特区建立后，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全面铺开。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央军委及时调遣两个师、两万基建工程兵进行支援。同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也云集深圳，他们都成为特区建设的“开荒牛”。
经过数年的艰苦创业，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崛起于中国的南海之滨，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深圳速度”。同时，深圳人发扬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精神，创造了许多全国的“第一”。比如，第一个试行企业劳动合同制，第一个改革工资制度，第一次发行股票，第一次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第一家证券公司在深圳成立等。
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属于新生事物，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自然不乏各种非议。在这种情况下，特区还要不要办，该不该办，成了当时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先后两次来到深圳视察。
第一次是1984年1月。他在三天的行程结束后，欣然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特区建设的高度肯定，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小平同志第二次视察深圳，是1992年1月。他在听了广东省、深圳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汇报和亲自视察后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高度肯定深圳在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中取得的成绩。这不仅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拨正了航向。
袁庚与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福田区教育局关工委 郭可人
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揭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毫无悬念地位居榜首。如今面对这句讲时效、重实干的口号，也是“只道是寻常”。但在它诞生之初，它的一声婴啼，却犹如“划过长空的第一道闪电”，是“冲破旧观念的一声春雷”。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素来缺乏端正的金钱观。“为富不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固穷，耻于言利”云云，诸多传统理念里，都将人类对良好物质生活的自然追求硬生生与道德败坏挂钩。公允点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主要靠着后半句对一个“道”字的凸显才争得了一席之地。
而“时间就是金钱”与“效率就是生命”的组合，要义在于对“金钱”与“效率”的追求，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它挑战了时人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很大争议，在一些人眼中简直有大逆不道的嫌疑。这注定了它的诞生与成长过程，必定需要历经颇多坎坷、克服重重阻碍。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诞生于1979年的广东蛇口。它不是灵光乍现的产物，而是提出者袁庚在任蛇口管委会主任时的逐步酝酿、深谋远虑。
促成袁庚这个观念的，有一个重要的启发性事件。1978年10月，袁庚调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同年他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初到香港，袁庚为了业务发展，需要购买一栋大楼。袁庚与卖主约定在星期五下午2点预付定金2000万港元。办手续时，卖主将汽车停在门外没有熄火，一等交易完成，立即安排专人带着支票跳上汽车直奔银行。原来接下来是周末，银行都不上班，如果当天下午3点之前不能将支票交给银行，三天就要损失近3万元利息。这一堂生动的现场教学课，使得“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开始在袁庚脑海中萌芽。
1981年3月的一天，袁庚在从香港到蛇口坐船的空闲中，写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这6句口号，成为蛇口工业区精神的最初概括与初始状态。随后，公司在一块三合板上用红油漆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该口号的首次公开亮相。
然而，口号的初次亮相仅仅维持了3天就宣告夭折，其震撼效应超过了预期。标语中的两个敏感：“金钱”与“效率”，让很多人难以接受。袁庚为大局着想，示意暂时把牌子拆下来，放到仓库里。没多久，这块三合板的标语牌就被当柴烧掉了。
同年11月底，袁庚在给招商局企业管理培训班的学员上课时，再次谈到这句口号，并在培训班学员中引发热烈回应。6名培训班学员在当时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小广场上再次竖起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比第一块木牌多了两行字，这是这一口号的第二次公开亮相。转眼到了1982年春天，一场针对改革开放的非议再次出现，“姓社姓资”之争不断扩大。面对严峻形势，袁庚考虑再三，再一次让人将这块牌子拆除。这一口号的第二次竖立，又是匆匆夭折。
一年过去，对于改革开放的非议稍微转淡。1983年8月，当时的蛇口工业区宣传处认为这句话如同晨钟暮鼓，引领蛇口人以全新的观念与光阴赛跑，促进蛇口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锻造新的辉煌，值得被继续宣传推广。于是制作了比前两块大许多倍的巨幅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将其立在蛇口港务公司门前。这便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第三块口号牌，它历经风雨，在各种争议中屹立至今。
我写了《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
罗湖区关工委 蒋开儒
1992年，我从黑龙江穆棱县政协副主席岗位退下来，看到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我特惊奇。深圳我去过。1979年那个春天，我去香港探亲，路过深圳，我是踩着田埂去的海关，深圳就是一片水田。怎么小平在那里一讲话全国都轰动呢？
因为好奇，我再次闯进了深圳，一进深圳就吓了一跳。原来那片水田变成了摩天楼。太震撼了！仅仅隔了13年，深圳闯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康庄大路。
感恩邓小平，我想给他老人家写首歌。
要写歌就得赖在深圳了。可是囊中羞涩，出门只带了2000块钱。第二天我就找工作，真好，特区特包容，那年特区平均年龄27岁，却接受了一个57岁的超龄打工者。到了广东，最吸引我的不是钱，是新观念。有封信可以证明。到深圳第十五天，收到老伴来信，她问：特区人什么样？我给她回信，一不留神，写了一段顺口溜——
特区的女人怕热/特区的男人怕冷/三伏天的男人们/西装革履高贵锁衣领/三九天的女人们华丽飘短裙/不讲谦虚讲自信/不排辈分排股份/不找市长找市场/不拜灶王拜财神/不求安稳求创新/不惜汗水惜光阴/光阴就是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新观念给我带来心灵的春天。小平同志来的时候也是春天，于是我一提笔就写下了《春天的故事》。
香港回归那一年，罗湖区让我写组歌。一共十首，最后一首我想献给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香港回归。
我希望这首歌不仅党内能唱，党外也能唱；不仅国内能唱，国外也能唱。我把眼光投向了国际。于是我写了《走进新时代》。2009年，张也告诉我，她在美国唱《走进新时代》，只能独唱第一段，唱到第二段，往往全体都会起立，一边跟着她唱，一边鼓掌，还有人抹眼泪。我听到这个细节，特感动。我说：“张也，您把中国特色唱给了世界。他们站起来鼓掌，跟着您唱，表示他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和敬畏！”
中国文化走出去，就变成强大的力量；中国人走出去，就带去崭新的气象。
我如何筹建“中英街博物馆”
盐田区关工委 孙霄
1991年我调进深圳经济特区工作。来到特区后，感到特区和内地就是不一样，一是工作节奏快、效率高，特区人火一样的工作激情深深感染了我。
1998年，我从市里借调盐田区参加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筹建工作，这是我人生角色的一次转换。之后，我一头扎进中英街，一干就是17年。当时，筹备建馆工作只有10个月，面对的只是一张白纸。既没有历史资料，也没有文物展品。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感到压力很大。但当时已没有退路，必须全力以赴。
中英街是一条地理位置非常特殊的小街，它一边曾是港英政府管辖的“英界”，一边是深圳沙头角镇政府管辖的“华界”；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一边是“资本主义香港”，一边是社会主义的深圳。这里的历史人文资源世所罕见，以中英街命名的博物馆也是唯一的。
经过艰苦的筹备，1999年5月，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终于落成开馆。当中英街居民兴冲冲地走进博物馆时，他们激动地看到这条小街发展变迁的百年历史。缩小的东和墟模型、英国三次割占中国版图的电子地图，反映“一街分治”的硅胶像。居民们才了解到博物馆的奇妙和政府为何要投千万元在中英街建一座博物馆的初衷。
作为特殊地理位置的博物馆馆长，我感到压力和重任。因为不管建什么类型的博物馆，也不管博物馆的规模大小，藏品是办馆的基础。想起我刚到中英街的时候，街上除了三块路牌和七块界碑外，几乎没有可以用来做展品的东西，首先界碑不能随便移动。开馆前只有二三位同事参加筹备工作，怎么办？为了解决展品问题，我决定在完成陈列大纲后外出去找展品。因为，如果博物馆没有藏品，如何开馆和完成博物馆的“物化教育”呢？
1998年冬天，我来到天津，这里曾是租界。在天津收藏家的介绍下，我找到100多件近代文物展品。这批文物展品中有不少是英国制品。有英国斯密斯船用钟表、英制文具、卷尺、罗盘；清朝士兵戴的暖帽、凉帽、洋务运动的手枪等。当100多件文物展品运回深圳后，布展工作有了希望，大家很高兴。同时，文物征集工作受到上级表彰。博物馆开馆后，本馆被上级评为全市文物征集先进单位。
博物馆另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设计一个主题鲜明、史料详实的展览。怎么才能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通过参观了解中英街的历史？不久，我把展览形式设计的想法告诉了展览公司，首先在前言两边安放中英警察的硅胶像和界碑，营造“一街分治”的气氛。当时，博物馆通过市外事办公室和香港警方取得联系，希望提供警察服装。不久，新界高级警司来到馆里，送来了香港警察的服装。2005年我们对展览进行了调整，以创新为驱动，让“观众走入历史”作为参观的设想，15个历史场景的复原，700多件文物藏品，从整体上提高了博物馆展览的质量，受到观众的好评。
站在抗战最前线的深圳人
南山区关工委 薄忠信
深圳是一个具有1700多年历史的岭南古城。
史载，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设南海郡。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南海郡设置盐官，史称“东官”，官署即设在今天的深圳南头。自此，南头成为岭南的盐政中心。三国时期，吴帝孙皓在东官场设置“司盐都尉所”，在南头建司盐都尉垒——芜城，这是历史上在深港地区设行政管理机构的最早记载，深圳城市历史的开端当以此为始。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设东官郡。宝安县是东官郡首县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市、东莞市、番禺市、中山市、珠海市、香港和澳门。郡、县治同在一城，南头由原来的岭南盐政中心转为行政管理中心。
在清末鸦片战争中，深圳曾涌现不少民族英雄，如被赐名号“呼尔察图巴图鲁”的抗英英雄赖恩爵，他率领水师取得了中英穿鼻海战的胜利；还有时任户部主事的陈桂籍，他在沙井一带建立了一支民间的武装力量“新安勇”，在珠三角一带名声显赫。
辛亥革命时期，深圳人也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洲田庚子首义。1900年10月6日，起义军在三洲田举旗起义，下山攻打龙岗沙湾，此处是清军前锋驻扎地，首战告捷。10月15日，起义军到达惠阳新圩，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在佛子坳又大胜清军。起义最后虽归于失败，但却在辛亥革命前给腐败的清政府以有力一击。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三年之后，便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基层组织。1924年，宝安开始发展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中国共产党宝安县支部成立。中共宝安县第一届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秋，委员共5人。
抗战时期，深圳人也一直站在抗战最前线。日本人1938年10月12日在深圳大亚湾突然登陆，深圳人的抵抗也是从这一天开始。1938年10月14日下午两点多，大鹏半岛的坝岗海滩，10多名日本兵乘坐摩托登陆艇，侵入附近的西乡围抢劫牲畜等财物，遭到坝岗自卫队的伏击。这次伏击战打响了深圳人民抗击日军的第一枪。
东江纵队的建立，使其迅速成为华南地区抗日的中流砥柱。1938年10月，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建立了以王作尧为队长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廖承志则在香港召集曾生等一批党员，于12月2日建立以曾生为总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王作尧又建立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后在曾、王两支游击队基础上，创建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最后该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曾生部队以龙岗客家地区坪山为基地，在淡水、葵涌、沙头角、深圳、横岗、龙岗地带与日军作战30余次。1938年解放淡水，并建立区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元月，解放深圳圩。东宝惠边王作尧部以乌石岩、龙华为基地，战斗在宝（南头）太（太平）公路和宝、深（深圳）公路沿线。1939年12月下旬，火烧大冲桥，围困南头城，迫使日军由蛇口撤逃，南头城于1940年元旦获得解放。这是抗日战争中广东首次解放的县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江纵队根据党中央的部署，迅速北上参加解放战争。以东江纵队为基础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简称广纵），于1948年月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参加了淮海战役全过程。
淮海战役后，两广纵队由第三野战军转隶第四野战军，转移到河南商丘、襄城等地休整待命，准备参加解放两广的作战。在叶剑英、陈赓率领下，于1949年10月8日、9日、10日进逼曲江、翁源、和平等地区，于10月8月进入和平地区。15日解放博罗、惠州，17日解放东莞、宝安，17日至18日包围并和平解决国民党军154师于博罗县龙华圩。11月底，由东莞向珠江三角洲挺进，解放了中山、番禺、顺德全境和沿海岛屿。随后，广纵炮兵团和江防部队支持131师解放万山群岛。在解放战争中发展成为两广纵队和粤赣边纵队的人民武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成就今日南岭村
龙岗区南湾街道关工委 张伟基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南岭村是这个样子的：全村没有一条水泥路，只有崎岖坑洼的石子小路；村民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生活全凭救济，有时甚至连稀饭都喝不上；村容脏乱差是出了名的，被称为“鸭屎围”。
那时的我担任布吉公社沙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南岭村第一生产队队长。我们这里四个生产队加起来只有一百多户，当时全村集体固定资产不足7000元，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当时村里每月预支给村民的生活费，劳动力多的一个家庭最多只有10元，劳动力少的只有5元。
于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不断有人“逃港”以谋求新的生活。我想，如果能过上好生活，谁愿意背井离乡跑到香港去？所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同时也盼望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可以早点吹到南岭村。
1979年，宝安县开始“内引外联”，一年之内就引进上百家“三来一补”企业。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借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南岭村第一生产队很快引进了深圳最早的一批内联企业——南和电子厂和华南电子厂，解决了村里不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南岭村迈出了新政策下发展的第一步，而接下来一笔征地补偿费如何使用也成为南岭村发展的关键。1982年，我们生产队拿到了第一笔43万元的征地补偿费。对于穷困的南岭村民来说，这可是笔不小的款项。所以有人建议按劳动力多少人均分配以改善生活。我提议，把四个生产队统一起来，利用这笔钱，共同发展。但是，穷怕了的队员当时意见很大，都说队里的钱怎么能够归到村里去？要说服大家，难度可想而知，在群众中非有极高的威望和信任度不可。我说，如果这样分，我家劳动力最多，分得也最多，但是我认为要从长远考虑，我家带头不分这笔钱。最后，通过千方百计做工作，道明理由，大家终于改变想法，一致同意将这笔钱用于扩大再生产。这是南岭村的第一桶金。我们用它修建厂房，成为南岭村日后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1983年，我当选为南岭村村长兼党支部书记。我向大家承诺，要让每个村民有饭吃、有钱花、住新房、健康长寿。南岭村不搞两极分化，不搞平均主义。
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成了当时的头等大事。怎样才能吸引企业走进南岭村？我觉得首先要营造一个适合投资建厂的村容环境，不能再像以前被人叫做“鸭屎围”，所以，我们全村开始着手整治村容村貌。我组建起一支3人的卫生清洁队，每人每月50元，动用全村的力量花了一整年时间，让南岭村的模样有了初步变化。环境的提升果然令前来考察的商人眼前一亮，他们觉得这个村虽然很穷，但爱干净，很整洁，给人良好的印象，最终被我们的诚意打动，看中了我们的厂房，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村里办工厂做生意。
到了1984年末，当时仅有134户家庭的南岭村，已办起了13个来料加工厂。南岭村的人口从之前的不足600人，上升到4000人。当时农业收入加上来料加工收入，人均收入达3500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第一村”。
1993年底，南岭村固定资产达6亿元，人均收入达2.9万元。从1994年开始，我们把村里部分集体资产转化为村民个人股权，使村民人人有股权、年年有红利。2004年9月，“南岭村”正式改为“南岭村社区居民委员会”。2014年，南岭村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2.8亿元，为国家创造税收1.8亿元，净资产超过20亿元。
富起来的南岭村民并没有忘记那些贫困的日子，我们将一些村民搬迁时淘汰的一些旧家具和旧农具收集起来，摆在了“致富思源展览馆”，让后人莫忘过去，忆苦思甜。
回忆我当地下交通员的日子
坪山区坪山街道关工委 高春英
1930年，我出生在坪山的一户贫苦家庭。我从小在家里干农活，插秧、割蹈、割草样样都干，大人能干的活我都干。1948年7月，我刚18岁，参加了东边纵一支二团情报站，成为部队的一名交通员。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这批才十几岁的男女交通员，是部队经过特别挑选的，要不怕累、不怕死、机智勇敢，即使被捕也要宁死不屈，保护部队的机密。多少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们多少次行走在崇山峻岭的崎岖小路上，多少次穿过敌人一道道严防死守的封锁线，将一封封命令、机密信件，各种报纸、宣传品及时传送到敌后各地的部队。
那时惠阳一带的山上，还经常有老虎出没。有经验的交通员通常会跟我们讲，老虎的眼睛在夜里会发光，像两颗夜明珠，远远望见时，人绕道而走。老虎尽管凶恶，不会主动攻击人，避开就没什么事。这只是听老交通员说的，我自己倒没遇到过老虎。
即使是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下雨天，也必须出发。有时纵使有一把伞护着，也全身湿透了。晚上行走不准开电筒，不准点火把，不准划火柴，总之，不准有火光。有经验的交通员会指点我们“乌泥白石反光水”，是说在黑夜中，眼睛前面看到黑色的一般是泥路，有点灰白的那是石头，会反光的地方一般是积水，走路的时候就要注意了，不要一不小心踩到泥水里。
有一次，我接到任务，要把半面粉袋的报纸和信件送往淡水。交通站负责人再三提醒我，这信件很重要，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不以为意，没有做好碰到敌人的思想准备，接近黄昏时，在对面的公路上碰到国民党的巡逻队。这里要躲开已经来不及了，敌人要发现自己了，怎么办？往前走的话，一大包信件过不了关，往后走的话，敌人又会追上来。我当机立断，沉着应变，就地坐在田基上。我看到敌人向我这边走来时，立即将信件报纸踩到秧田底下，移动几步，把前后左右的田水搞浑，接着坐在田基大哭起来。巡逻队赶来，说我是游击队，我不理，又问我是哪里人，我用手指着附近的农村围屋，边哭边说：“我真苦命！丈夫又打，家婆又骂！我要回黄果沥娘家。”
敌人不信，但从我的话里也没有发现破绽。后来敌人将我拉到公路上，又打又搜查，硬说我是游击队。此时离开信件、报纸的位置远些，敌人不会找到证据。我心中更加踏实，硬咬定我是回娘家，什么游击队我不知道，我只是哭，少说话。敌人没办法，他们搜不到东西，就用棍子捅我肚子，说我是游击队，我不承认。他们边打边威胁我，直把我打得全身肿痛。最后敌人没有办法，只好放了我。我先往黄果沥方面走去，观察到敌人没有跟踪我，休息一会才折回原来的方向，将秧田底下的报纸、信件取出来，带去联系点。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交通员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当年在一起战斗的战友们，我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他们机智勇敢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我的眼前。在2010年那段时期，坪山片区的东纵战友们还能在镇府的年会上坐几围台聚会，现在，恐怕一围台都没有了。很怀念他们，怀念那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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