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小札之十四 清官良吏与始兴的高速发展

□陈桥生

始兴的真正发展要直到南朝才开始。

据阮元《广东通志·宦绩录二》，列举晋时良吏25人，其中为始兴相、太守的有张茂度、尹虞、邓骞三人；列举宋时良吏17人，其中为始兴太守、内史的则有五人：徐豁、陆徽、檀和之、沈法系、孙奉伯。

晋朝的三人，在始兴任内一者时间并不长，二者没有连续性，三者所记载宦绩也并不显著。张茂度算是三人中最突出者，他在郡整一年时间，却“创立城寺，吊死抚伤，收集离散，民户渐复”，在乱后重建、恢复人口等方面卓有成效。至于尹虞，乃因女而著，事见《晋书·列女传》。邓骞“有节操忠信，兼识量弘远，善与人交，久而益敬。”其具体所为，虽未着一字，但以他们的才识修养，为官一任，对于始兴的发展自然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

历史进入到南朝，一任紧接一任的清官良吏接掌始兴行政长官，励精图治，迎来了属于始兴的高速发展时期。

在上面列举的五人中，有四人都是在元嘉年间先后为始兴太守的。徐豁在元嘉初，陆徽在元嘉十四年，檀和之在元嘉十六年，沈法系在元嘉末。其中，徐豁与陆徽二人，都是事列《宋书·良吏传》的。

徐豁，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三年（426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一是说，为逃繁重课税，人们或自逃逸，或乃断截肢体，产子不养，以致户口岁减，希望能减其米课租税。其二，郡有交银税的百姓三百多家，生活困穷，认为可以按银价征收大米，于事更方便。其三，中宿县俚人交银税，而县自不出银，又不熟悉交易的方法，认为如果允许按丁收米税，于公私都有好处。三者的目的，大抵都是要减轻郡民的课税负担，使之安居乐业。

徐豁在始兴太守任上的时间约有四五年，相比之下，陆徽要短得多，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宋书》本传中详细记载了他给朝廷举荐广州别驾从事史朱万嗣之事，上表曰：“如得提名礼闱，抗迹朝省，抟岭表之清风，负冰宇之洁望，则恩融一臣，而施光万物。”其举荐之目的，是希望将岭南政坛的“清风”带到朝廷之中。倡导清廉、举荐贤能，正是陆徽在始兴太守、广州刺史任上所极力提倡的。此举较之于一般的减税、重建，具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力，对当地政风、民风的塑造具有更本源性的作用。

元嘉十六年（439年）为始兴内史的檀和之,“在郡课耕桑，靖狱市，吏治明果，境内肃然，士民敬之。”与往任一样，一方面注重百姓的休养生息，一方面吏治清明，恩威并施，一境肃然。对吏治的整治，使得始兴的发展也步入其元嘉之治的繁盛期。

《南史·江皇后传》载：“（泰始）六年（470年），拜皇太子妃，讽朝士州郡皆令献物，多者将直百金。始兴太守孙奉伯止献琴书，其外无余物。上大怒，封药赐死，既而原之。”其他朝士州郡所献多达百金，始兴太守孙奉伯何以止献琴书？也许其意在讽喻“虽为华族”的江皇后，要多在琴书上下工夫，以使母仪天下；更也许，他就是要借此表明，他所治理的始兴郡对琴书文化的重视程度。远处岭南的荒僻之所，也以琴书相尚，不更能说明天下太平，朝廷治理有方吗？或许，宋明帝就是最终明白了这层道理，才幡然悔悟，“既而原之”。

其实，孙奉伯本来就以书画见擅，以琴书为献，也是自然不过的事。他工书，编次书、画，装裱皆妙，书画创作与书法理论都相当了得。从其“止献琴书”的举动看，他对自己的书法是自矜有余的，对其宣传也是时时处处用力的。而孙奉伯曾长期为官岭南，历任交州刺史、始兴太守等，以一地长官之身份，其对于书法艺术在岭南的传播无疑更为用心着力。

从休养生息到吏治清明，到文化的倡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众清官良吏，是如何一步步全方位提升着始兴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

文化之浸润，润物细无声。曾几何时，这里还显得荒蛮，而今却可以琴书相尚，以琴书相献。文明之进步，悄然中已成声势。历史选择了始兴，这一众清官良吏，接力施以良政，从而共同促成了始兴成为岭南最早的文化中心之一。

经过了宋、齐两代，始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宋大明八年（464年）的户口（编户），与西晋初年相比，始兴郡由5000户增至11756户，增长135.12%；同期南海郡境则仅增长34.36%。始兴户口增长率是广东各地区中最高的。这与始兴当地行政长官的得力治理等正可比照而观，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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