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楼上的明代铁炮见证了历史风云
博物馆寻珍录
凡城必有城防。在火药发明之后，只要条件允许，有城防，总会有炮。随着技术发展和时代进步，炮越来越大，打得越来越远。这些火器，曾是士兵的生命所系；到了今天，则成了追忆往事的引子。
中国的火器大发展，应该说从宋代就开始了。元人武力开疆，军事立国，火器技术领先世界。直到明初，中国火器在世界上仍具领先水平。但明中后期之后至清代，西方火器技术大突破，中国却不仅原地踏步，甚至有倒退之嫌，因此开始大量引进、仿制西洋火器。它们在历次战争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广州的副研究馆员陈鸿钧是广东金石方面的专家。因工作之便，他常到镇海楼前露天摆放的那批明清老铁炮堆里去转悠，有时量量尺寸，有时拍拍照片。这些记录了广州城防历史的大炮，是这座城市真正的宝贝。
文、图（除署名外）/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今天博物馆的馆藏
是曾经的广州城防所恃
广州博物馆所在的镇海楼，旧时是广州城北的制高点，兵家必争之地，镇海楼后的蟠龙冈，是四方炮台遗址所在。炮台始建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鸦片战争时曾一度被英军占为指挥部，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附近103乡群众在牛栏冈大败英军，随后包围四方炮台。这里是见证抗击对外侵略的风云之地。楼前的数十门明清铁炮，是从广州各地古炮台、遗址集中而来，时间久远，大多已经锈迹斑斑。不少的炮口，都被水泥等材料封死。
这当中，有三方明代铁炮。陈鸿钧说，其中两方铸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另一方铸于南明永历四年（1650年），形体完好，制作工良，都铸有铭文。从铭文可知，前两门炮都铸于当年的农历九月。这一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北京煤山。但炮上铭文仍奉明朔。铸炮的总负责人晏清，是广东布政使（大致相当于后代的省长），广西人，明室亡后，曾与广西巡抚瞿式耜一道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朱由榔也就是后来的永历帝。1650年1月，永历帝朱由榔闻清军已陷韶关、南雄，遂由肇庆迁于广西梧州；1月底，清兵再陷英德、清远、从化等州县，2月，进逼广州，两广总督杜永和指挥守城作战数月未果，11月2日广州城陷。
三门炮中，两门崇祯年间的铁炮炮身长约260厘米，口径约为10厘米；南明炮炮身长191厘米、口径7厘米。它们都是根据欧洲传入的火炮进行仿制的“红夷型”火炮。炮身铭文上的“钦命总督两广部院杜”就是杜永和。他原为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之副将，1648年随李成栋在广州倒戈归明。李成栋1649年于赣州殉国后，杜永和继任两广总督，驻守广州。广州城陷，杜率大小船只千余艘撤离出海。“广东总镇宫保府范”是总兵范承恩，广州城陷被俘；“督造参将萧□”是副将萧启，广州城陷被杀。
明初期到中期
火炮从领先到仿制
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广州的城防炮要仿制洋炮？中国自产炮和欧洲火炮的关系，究竟又是怎样呢？
众所周知，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配方，通过各种渠道传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引起了军事器械、技术、战法的革命性变革。但火器生产是系统性工程，对冶金、铸造等许多方面的技术要求也很高。在激烈的竞争中，许多地区的技术人员和巧手工匠，对火器的发展和改良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一些经过改良的西域火器，也反向传播到中国。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在决定宋元50余年战争走向的襄阳之战中，元军就使用了这种火器，号称“西域回回炮”，也叫襄阳炮。明兴之后，明成祖朱棣远征交趾，获得了“神机枪炮”之法，于是在永乐八年（1410年）成立了神机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全用火器装备的军事单位，比西班牙在16世纪初创建的欧洲最早的火炮兵，还要早一个世纪。
但到了明中叶，西洋人的火器，已经不容明军有丝毫轻慢，甚至在实战中，明军深感力不从心。于是，一场大规模的仿制活动开始了。
无论站在怎样的角度来看，促成明军启动这一重大工程的主要推手：时任广东按察使的徽州人汪鋐，和他最重要的情报官何儒，都堪称世界军事谍报史上的高手，有着同时期许多人所不具备的开放眼光。
1520年的一天，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因“抽分”（对进口货物抽取实物税）登上了一艘葡萄牙船。在这艘船上，他无意中遇到了杨三、戴明等几位中国人。闲谈中得知，他们常居葡国，对西式造船、铸炮、火药之法很熟悉。他顺手把这份情报汇报给汪鋐。汪鋐当时正集中精力准备对付进占屯门地区（明代属广东东莞县，今指北起今深圳南山区，南至香港九龙半岛沿海大部分的范围，包括前海湾、后海湾、伶仃洋等）的葡萄牙人。自打1514年葡萄牙人侵入屯门岛佯称通商，实则刺探兼劫掠之后，他们已经赖在这里6年了，后援也在不断赶来。
1521年3月，汪鋐率军展开驱逐行动。虽然在6月包围了葡萄牙人的据点，但在对方凶猛的火力和得当的战术下大败。他果断改变战略战术，同时告诉何儒，争取搞到“佛郎机”（指葡萄牙）人的火器技术情报。
明代火炮工艺影响清代
可惜未能系统传承
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写道：“（何儒）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也就是说，何儒通过杨三等人，拿到了葡萄牙火器、船只制造的技术情报，开始系统装备军队。很快，仿制的“佛郎机铳”和“蜈蚣船”就大量列编。
当年秋天，整顿后的明军带着先进的武器装备，乘坐行动快捷的百桨轻舟（即仿佛郎机长技而制造的小“蜈蚣船”），破浪而来，大破葡萄牙人。葡人残存的3艘“蜈蚣船”，趁黑夜狼狈逃往满剌加方向。次年9月，葡萄牙首领别都卢率其所部准备劫掠新会县茜草湾。汪鋐迅速出击，俘虏葡萄牙船只2艘，俘虏葡兵42人，斩杀30余人，缴获数门洋炮，生擒别都卢。这两次战役是中国军队正面对抗欧洲军队取得的最早胜利，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们大大延缓了西方列强侵占东南沿海地区的步伐。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中可知，杨三等人后来作为技术骨干，穿行于中国南北各地，指导仿制西式火炮。可惜，西式火炮制造与使用之法，特别是铸造技术等并未系统传入，中国工匠虽能依式制作，但毕竟按图索骥，多有缺失。经过代代匠人的传承，越来越多的技术细节丢失，制炮工艺也随之低落。有研究者指出，万历（1563-1620年）以前，明代兵器生产部门的仿制工作还是比较有成效的，甚至有所创新。但万历以后,却长期徘徊不前。
陈鸿钧指出，万历末年从荷兰传入红夷大炮，“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这些“红夷炮”仍为前装滑膛炮，口径大、管壁厚、身管长，瞄准、调整角度、移动都较传统铁炮有很大改进，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尤其制造时以口径为基数，确定火炮各部位的比例数据，使得火炮制造有了科学依据，所以它们很快就取代了中国传统的铜铁炮，成为装备军队的主要重型火炮。相关的制造技术也深刻影响了清前期的火器制造业。到康熙时，火器制造的规模、质量、工艺都达到高峰。清中期后火器发展渐趋停顿，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又大量赶制火器，但结构仍沿袭祖制，性能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所制。所以后期清政府进口了不少英国、德国的先进火炮。现在镇海楼前的德国克虏伯炮和英国阿姆斯特朗炮，都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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