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岭南
□陈桥生
“岭南”这个概念，长期以来就是身处中原者对南土的指称，是他者建构和使用的概念，因而天然就带有着某种不解、猎奇，以至排斥的色彩，是中原文化优越心理的间接反映。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语出郦道元《水经注》）五岭阻隔的不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内外，也是化内与化外之别。
因五岭而起的化内与化外之别，是客观存在。但当我们仔细地爬梳一些史实，尤其是跟随那些从中土来到岭南的人物的脚步，追寻岭南文明的进程史时，我们会蓦然发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岭南的荒蛮，很大程度上是中原未至者的不了解与猎奇所致，是南来者悲苦意绪的渲染，是有意无意的误读。他者建构，岭南话语长时间缺位，使千百年来岭南形象被妖魔化。
而这份误读与妖魔化，我们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马援身上。马援以底定岭南之功官至伏波将军，并以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得到后人崇敬，为人所忽略的是，他的身上其实还裹挟着关乎岭南的重重迷雾。这其中，既有因其自身无心而生者，也有他人有意栽赃而致者，但无例外地误导着后来者对岭南的初始认识。
壹
唐神龙元年（705年），沈佺期因谄附张易之被流放驩州（今越南荣市），其《入鬼门关》诗中开头两句曰：“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正是传说中言，奠定了作者对岭南的第一印象。
《旧唐书·地理志四》记载相关传说如此：“（容州北流）县南三十里，有两石相对，其间阔三十步，俗号鬼门关。汉伏波将军马援讨林邑蛮，路由于此，立碑石龟尚在。昔时趋交趾，皆由此关。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谚曰：‘鬼门关，十人九不还’。”那么，当初南征到此的马援，又有着怎样的亲身记述呢？《后汉书·马援传》载，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正月，马援因南击交阯，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被封新息侯，援犒劳军士时，忆及当时情事云：“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墯水中。”这是马伏波留给后人的岭南印象。
如果说，以“下潦上雾，毒气重蒸”状写岭南的湿热多瘴，对于多来自中原的马援军士而言，或许还算是一份真实的感受，“仰视飞鸢跕跕墯水中”则显然是夸张演绎，可入小说家言了。马援出于谢恩及慰劳军士之目的，极言南征之艰辛，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以讹传讹，真假莫辨，到了《旧唐书》的记载，到了沈佺期笔下，则已由鸟及人，衍化成“十人九不还”、“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了。
岭南在唐诗中是最常见的贬谪之所。当一位位士人怀着满腹的悲苦蹒跚而来，他们一方面不断地书写其心中的冤屈悲苦，一方面总是在有意无意间极尽渲染岭南的荒蛮，化用岭南历史上种种相关传言，凸显其环境的恶劣、民风的粗野，等等。越是心存悲愤，便越要凸显其荒蛮，将万千怨愤敷衍于其上。
事实上，倘若身临岭南，而不怀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或别有用心的目的，看到的实在未必如此恶劣。早于马援200多年前，曾两度出使南越国的使臣陆贾，滞留时间不短，游历亦广，回朝复命后撰有《南越行纪》，记述岭南一带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无疑更准确可靠。虽然此书已佚，仅存的几则，是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中所引用的文字，但从中我们能感受到的岭南要可爱得多。
其一是记载罗浮山上的胡杨梅和山桃。“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登采拾，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罗浮山顶遍绕杨梅、山桃的动人景致，是不是也足以对此后一代代文人隐士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呢。
其二则记录了岭南的花草、风俗人情等。“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这段话透露给我们的至少有两层信息，一是南越接受外来影响之早，二是南越之人于花之欣赏喜爱程度。“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后世多以为便是岭南人爱花，并最终形成花市之渊源。
即便是对于大多数谪徙文人，当他们确定无疑地踏上岭南之地时，只要他们能调整心态，做到顺时而变，应时而动，直面现实，真实的生活依然颇有可观。当他们能较好地完成人生角色的转换，岭南之地反而能提供给他们更广阔自由的施展才华的空间，比在朝廷里更容易有一番作为。今天，当我们回望历史，便惊奇地发现，对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那段曾经让他们感到莫大耻辱，被他们视为人生之大不幸的历程，竟然成为其一生中最光辉耀眼的段落。韩愈如此，刘禹锡、苏东坡亦如此。
被贬惠州的苏东坡，在给老友陈慥回函时直言：“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不自欺，也便不欺人。误会来自于隔阂，当他们能感受到岭南之“不恶”与“甚厚”，也便能以自身不朽的事功和著述，照亮自己人生中黯淡的岁月，造福于一方黎明百姓，这是属于士人的责任与担当。
贰
相较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误读，文化意义上的误读，显然更为深潜，更难以消弭。
《后汉书》卷六十四《吴祐传》载：吴祐字季英，陈留长垣人也。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今大人逾越五岭，远在海滨，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戚所望。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嫌疑之间，诚先贤所慎也。”恢乃止。
“薏苡兴谤”，同样典出《后汉书·马援传》，说的就是当初平定岭南的马援，在交阯常食薏苡实以胜瘴气，后回军返朝时带了一车想作为种子。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但马援其时正得宠，故莫以闻，待其死后，有人上书诬告说他从南方带回来满车的明珠珍宝，落得一身诽谤。
在这里，吴祐劝谏身为南海太守的父亲，君子不立危墻之下，不要杀青简以著经书，以免他日满载还朝，落得如马援一般的嫌猜。此论清晰地表明，当时对于岭南的认识，很多便出于误会或捕风捉影，是未至其地者的夸张和以讹传讹，是别有用心者的肆意发挥和栽赃诬陷。
岭南因釆珠、贸易活动的发达，自汉以来一直是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除了当地产珠之外，来自南洋、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地的商船，也源源不断运来大量的珍奇异宝、海外洋货。所谓“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戚所望。”但经珠宝城中一过，能不中饱私囊吗？只要是来自岭南，便难免瓜田李下之嫌，时时为朝廷、权戚们所嫉妒猜疑，哪怕其实载的只是薏苡之实、经书青简。这或许也正是岭南所谓“贪泉”之说的潜在成因。
然而，岭南之地真的就比其他地方贪腐更严重？一饮此水便生贪心，一过此地便迷失心性？事实上，今天我们并不能找到这方面足够的记载、证据，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传说在飞。相反，我们在史书的记载中，在马援后来的平反中，在吴祐对父亲的劝谏中，已经能觉察到人们对此说法的一份警惕与反省。传说中满载的珠宝，可能只是一车的薏苡之实、经书青简，甚至可能只是镇船的石头。
三国时的陆绩，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一《隐逸传》载：“陆氏在姑苏，其门有巨石。远祖绩尝事吴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世保其居云。”不载金珠载石还，这块“廉石”，见证了陆绩的奉公忘私、两袖清风，也可视作为岭南正名的“压舱”之石。如今，历经1800年的岁月风雨，郁林石依然矗立于苏州文庙，散发着来自岭南山水的清灵正气。
明乎此，我们再来读吴隐之与贪泉的故事，便不免更添一份感慨。《晋书·良吏传·吴隐之传》曰：“吴隐之，操守清廉，为广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相传饮此水者，即廉士亦贪。隐之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厉。”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闾，面对贪泉之水，吴隐之则是酌而饮之，并赋诗言志。贪与不贪，根源不在于是否饮过此水，不在于是否身至岭南，只关乎自身操守。任期满后，吴隐之从广州乘船返回建康时，与赴任时一样，依然身无长物，两袖清风，与某些刺史离任归还时“船载洋货，车装珍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隐之以自身的清廉节操，以一地长官之身份，现身说法，打破了“贪泉”这一讹传，为岭南正名。而此后的诗文中，对贪泉的咏叹也便有了新的含义。如唐王勃《滕王阁序》：“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明尹凤岐《送兄广东参政应奎》诗：“珍重平生清节在，不妨引满酌贪泉。”等等。
很可能，就是受吴隐之的启发，至南朝齐代时，同出岭南为宦的范云，有感于始兴浈江之修仁、邪阶之名，情动于中，乃成《三枫亭饮水赋诗》：“三枫何习习，五渡何悠悠。且饮修仁水，不挹邪阶流。”该诗为五言四句，诗风平易流畅，颇有南朝民歌之风韵。不过，南朝民歌内容几乎清一色为情歌，范云此诗却是借岭南山水之名以抒其志，宜饮修仁之水，不挹邪乱之流。他运用南朝民歌的抒情技巧，表达自己来到这岭南山水间的独特情怀，不见了缠绵悱恻的情爱声色，代之以修仁义、去邪流的高尚情志，诗歌思想境界为之净化，表达技巧更趋自然平实，声色与风骨兼具。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范云是如何得岭南山川之助，又汲取南朝民歌的养分，使诗歌在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上都得到提升，臻于成熟。
吴隐之是著名的廉吏，范云的清廉也是出了名的。在始兴的三年仕宦生涯，范云以其自身的清廉、德政及其奖掖后学，对当地民风、政风和文风的影响，都是史有确载的。
如果我们再拓展一下视野，不难发现，历史进入到六朝，在范云之前，已经有一任紧接一任的清官良吏接掌始兴行政长官，励精图治，迎来了属于始兴的高速发展时期。据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三十二《宦绩录二》，列举晋时良吏25人，其中为始兴相、太守的只有张茂度、尹虞、邓骞三人；列举宋时良吏17人，其中为始兴太守、内史的已有五人：徐豁、陆徽、檀和之、沈法系、孙奉伯。而且，这五人中，四人都集中在元嘉年间先后为始兴太守。徐豁在元嘉初，陆徽在元嘉十四年，檀和之在元嘉十六年，沈法系在元嘉末。其中，徐豁与陆徽二人，都是事列《宋书·良吏传》的。
历史选择了始兴，在范云之前，便已有了这一长串清官良吏，接力施以良政，从而共同促成了始兴成为岭南最早的文化中心之一。数百年的经济、文化积累，将原本贫瘠的荒地逐渐滋养成沃土，到盛唐才可能出现张九龄这样土生土长的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
（原文载于《光明日报》2019年1月14日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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