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腺（4）
近几个月老天大旱，塭塘都干得差不多了，目之所及，潮湿的淤泥居多，有些地方还长起了牛筋草，要是再旱下去，塭塘也快变成荒草地了。塭壆上一间间的草寮倒还在，通常草寮边上还得种上几丛芭蕉，据说是为了防蛇蝎。芭蕉都蔫乎乎的，塭下泊着的小木筏看样子也长时间没动过了，竖在泥淖里的竹篙一根根指向天空倒有一种老旧的颓败感……正是我那些搞画画的朋友们所喜欢的场景，如果不是因为开车，我应该拍张照片给他们看看。
大姨子却很反常，一句话也没说。我时不时从车内后视镜看她，见她端坐中间，双手捧着香灰，车子摇晃时，就任由身体晃动，只求手里的香灰不撒出来。我说，要不你找下看有没有袋子。她也懒得找，直接说，不用，老僮身让我亲自捧回家。我想，在大姨子看来，那几帖中草药什么的，她并不看重，倒是这一捧从老爷炉前请下来的香灰，才是救命的神药。她原本就是精明人，阿喜没病之前，她每天要卤几十斤的卤肉和肥大肠，然后在周边村子叫卖一空，有时丈夫都没她赚得多。那些草药包我在路上就偷偷看过，不过是些四叶莲、蛇舌草、金银花之类的普通草药，山上就长了有，清热解毒倒还可以——我父亲去世之前也算半个民间草药师，少时经常看他把从野地挖回来的草药曝晒在门楼口，他医别的病不行，肾炎还是医好过好几位的。
那棵木麻黄树像是突然出现在了我们跟前——我记得来时，路两边除了芒花草，并没有什么木麻黄树，而且那棵树高得有些出奇，地上满满都是树芼，像是铺了一层地摊。当然，问题不是出在这里，问题是，芒花草那一串串粉里透紫的花穗，擎在空中，遮天蔽日，风一起，摇晃的花穗像是能把阳光吸附过来，又像镜子一般，把西斜的光透着缝隙反射到了我的挡风玻璃上——其实也就是一晃动的瞬间，我是不该打那该死的方向盘，根本没有多少空间能让我打方向盘，打方向盘还好，我更不应该把油门当刹车踩——可见把油门当刹车踩还真不是女司机的专利。几乎就一眨眼的工夫，车子像头发疯的牛，向前骑了上去。轮子底下的树芼本来就打滑，刚好也助了一把力，于是车子凌空飞起，撞上了木麻黄树，幸好是撞上木麻黄树，或者说那棵树足够粗壮，车子一下顿住了，像是一个人被抓住领子提上半空，停了下来，晃晃悠悠。
我惊呆了，开车十几年，还真没发生过这么大的事故。方向盘的安全气囊已经弹出来了，像是一堆白色泡沫，把我整个身子都罩住了。我定了几秒，想动下身子，回头看大姨子，发现她躺在后座前的空隙处，头上正在冒血，看样子是撞到座位的硬物了。她嘴里哼哼哈哈的，处于半昏迷状态。
脑子顿时一片空白，我尝试伸手去摸手机，发现手机又掉了，估计在脚踏处，凹陷的车头刚好将我卡死，根本就够不着。更为棘手的是，只要我一动身体，架在路面和树干上的车子就会跟着晃动，并发出叽叽呀呀的让人绝望的声响。我探头看了看底下，估摸有五米的深度，除了芒花草，沟渠里还有各种灌木和枯枝，摔下去肯定没救。就算有救，车子深陷在草木里，就等于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别说这里人烟罕至，就算有人路过，也不会去探寻五米以下的沟渠还藏着什么，也许要等到我们的尸体都发臭了才有可能被发现了……人在恐惧和慌乱时其实还蛮清醒，我朝大姨子喊，不要动，不要动，再动我们就掉下去了。可是，还没等我喊完，大姨子却倏地坐了起来，她的双手依然捧着香灰，所以身体一失衡，就又倒了下去。这一倒，车子终于招架不住了，咔嚓一声，翻了个身子，直直地砸了下去，立马就被草木吞没了。
最后，我只听到一群水鸟从我们身边扑凌凌的惊慌失措地飞走，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已经是一个礼拜后的事情了。我躺在县人民医院的ICU病房里，浑身插满了管子、缠满了绷带，妻子就守在我身边，见我醒来，激动得哭了。妻子说，一根枯枝刺穿了我的腹腔，巧妙地避开了主要器官，却偏偏刺中了胰腺，幸好医院里有我的同学，担起责任第一时间动手术抢救，如果转移去广州，长途奔赴，估计小命早就没了。昏迷了一个礼拜，我的脑袋像是主机重启，有些事情一时还想不起来，不过很快，我想起那一群惊飞的水鸟。我问，是怎么发现我们的？妻子说，是附近鸡场的老板，他看见你们的车子拐弯不见了，又长时间没有在道路的另一端出现，感觉不对劲，就跑过去查看，才匆忙报的警。我长舒了一口气，心想那一百块钱没白花，关键时刻救了小命。
我的腹部缠着厚厚的绷带，一动还会痛，妻子叫我躺好，她去叫我的同学过来。我说没事，对了你姐呢，你姐怎么样啦？妻子说，她没事，只是皮外伤，出事后，还只顾抓着手里的香灰。妻子这么说，有点生她姐的气，难怪，毕竟我是因她而出的事。接着，妻子又说了谁谁谁来看过我，谁谁谁没来，你当初还帮他写过评论呢，你出事了竟然假装不知道。我说算啦，我那篇评论很隐讳地评论了他几句，他也假装没看出来，其实还是看出来了，心里不爽呐。妻子说，真小气。我说是的，患难见真情嘛。说着搂了一下妻子的腰，她的腰竟然细了不少。
度过危险期后，我从重症病房转移到了普通病房。这期间，我听妻子说，她姐又开始到处寻找神医了，去陆河，去揭阳，早上出发，深夜才回来，每次都能带回好多奇奇怪怪的药物，内服外敷，阿喜也很听话，像小孩子一样，乖乖地，照大姨子说的做。妻子说，其实我姐也知道姐夫的病是治不好的。我问，那她怎么还那样？你有机会应该劝劝她，你作为妹妹，方便说话，就让你姐夫体面地过几天日子，有尊严地走吧。妻子说，我早就说过她了，可她不听啊，她说，是知道迟早有一天会死，可这不还没死么，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就等着他死吧。
一个月后，我出院了，就在我出院的第二天，妻子接到告知，她姐夫也就是我的同门阿喜去世了。半夜，大姨子搀他去上厕所，突然头一歪，就没再醒过来。一家人把他偷偷抬进村里的老厝，骗村里人说还有一丝气息，没死透呢——因为按村里的风俗，人在外面死了，哪怕只是在离村一路之隔的省道边上，那也是不能进村里来操办葬礼的。
然而那段时间，新冠肺炎闹得很凶，好多地方都封村堵路。我想阿喜虽然回了老厝，因为疫情，恐怕还是办不成葬礼了。妻子担心我的身体，又不让我上去帮忙。不过几天后，接到丧葬理事会的来电，说阿喜的葬礼定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特殊时期，一切从简，只收赙金，没有宴席接待。这当然可以理解，作为同门，再怎么样我也得上去送一程。
葬礼当天，我开车回去，高速封了，只好走国道，到内湖再转省道，几十公里的路途，车辆稀少，不见一个行人，还被人拦下测了五六次体温，看车窗外的人都全身防护，像是电影里的场景，风声鹤唳，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赶到时，时间已经不早，看样子都快出殡了，现场除了死者的近亲，几乎不见任何外人，虽然事先预想过，还是觉得很意外。即便是送葬的亲人，个个也都戴着口罩，连师公也一样，所以通过劣质喇叭唱出来的师公歌瓮声瓮气的，像是被人按在水里歌唱，自然是跳着唱几句应付了事。
那是我见过的最寒碜的葬礼了，大姨子说的没错，阿喜这辈子“高尚好汉”，交友甚广，最后却落了个如此的下场——即便是这样，那也是大姨子在村干部家里拍了桌子争取来的，她说，阿喜的葬礼非办不可，除非把她枪毙了。村干部当然不敢硬来，不过怕担责，还是向镇上汇报了情况，所以快出殡时，哗啦啦来了不少警车，拆了丧棚，疏散了人群，接着又来抬走阿喜的棺材，他们以为棺材有多沉，一时劲用大了，竟还把棺材掀翻在地。棺材最后被扔上殡仪馆的面包车，直接拉去了火葬场。
眼看事情闹大了，亲人怕惹官非，就都散开了，师公的唱词戛然而止，扔了话筒，落荒而逃。大姨子几乎哭死过去，她趴在地上，像是那天趴在月眉庵前，双手一直保持着掬捧的姿势，仿佛那天从庵里捧出来的一把香灰还在手上，实际她的双手已经空荡荡了。
我不敢久留，看不得那样的场面，再说身体也开始感觉不舒服，便提前开车回家，一路上又被拦下五六次，最后一次体温有点高，还差点被强制送往隔离点，幸好再测时，争气的体温稍稍降了下来。
后来，我才听说，阿喜得的是胰腺癌——得知这个病时，我吓一跳，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带了伤疤的腹部。我特意上百度查了一下，发现胰腺作为一个人体器官，窝在几个大器官的后面，实在有些不起眼，像个遭人遗弃的长条布袋，一不小心，就忘了它的存在。
我的医生同学却告诫我说，我的胰腺受过损伤，切除了一部分，以后必须定期复查，得时刻盯住它，否则很容易出问题。我明白医生的意思，也就是说，从今往后，我的胰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滴滴答答地躲在我的腹腔深处，随时可能会引爆，让我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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