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寇斗智斗勇
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无惧流血与牺牲，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今天，就让我们走近他们，聆听他们与日寇斗智斗勇的传奇经历，去感受他们不屈不挠、舍身为国的伟大抗战精神。
袁勋
当交通员帮助转移队伍
“我的家乡在中山海州，广州沦陷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虽然那时候年纪还小，但是看到、听到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种种恶行，我心中充满憎恨，为人民赶走侵略者的种子已经在我的心里播下。”今年已经93岁的袁勋回忆起那段岁月，仍觉得历历在目。
1944年9月，在老师的引荐下，袁勋作为一名交通员，开始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由于当时我家比较富裕，方便进行一些地下党的掩护工作，所以我回到农村，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负责将地方讯息和物资送到部队。”袁勋说。
1944年10月20日，发生了一件令袁勋印象深刻的事。“在我当地下交通员的时候，有一回，组织决定开辟一个新的战区，从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抽调500余人到新中鹤地区（新会、中山、鹤山）。这些人要从中山五桂山地区转移到当时新会的荷塘地区，需要走一个昼夜的时间才能到达。但是白天行军会暴露踪迹，于是要给这些人找到一个隐蔽的环境藏匿起来。我的老师袁世根就提议，选择海州袁氏大宗祠作为掩蔽点。当日，这些人凌晨一点到达宗祠，第二日傍晚六点出发继续行军。因为得以在海州掩蔽一个白天，整个转移任务非常顺利。我作为交通员，亦有参与，负责提前在路上插好路标将队伍带领到宗祠内。”袁勋说。
1945年11月，袁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入党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希望社会公平公正，“我小时候看见了很多旧社会的不平等，路上有很多乞丐，也有很多人吃不饱。后来我也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见证了货币大贬值、物价飞涨。其实我们当时都没有想过说加入共产党要做大官，就是希望人人有饭吃。”
新中国成立后，袁勋先后担任过台山县革委会副主任、江门市副市长、江门市政府正厅级干部等职务，为江门地区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到1994年9月离休后，他依然保持着关心时事、广阅新闻的习惯，“现在国家发展迅速，生活的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多了，做到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而且大家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很好。”袁勋说，“现在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创新的成果，以前打电话多困难呀，不像现在我和亲人甚至可以不花电话费就视频通话。”（文/图陈敏锐冯洁滢）
江来福
帮助转移著名文化人士
近日，记者走进抗战老兵江来福的家，江老早早就端坐在客厅等待，衬衣上挂满了勋章，身边摆放着他各个时期的留影，从黑白到彩色照片，从青年到暮年，展现出这位老人的九十二载岁月。客厅的墙壁上还贴着一张一百多人的合照，上有文字：“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队员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留影”。
他语速迟缓，一字一句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记者跟随江老的回忆，走进他的峥嵘岁月……
“日本侵略者入侵香港，整日到农村扫荡，抓了很多农民做苦力，甚至抓了就枪毙、砍头。我16岁就加入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当时我想，一定要把侵略者打跑，让他们不敢再来欺负我们。”江来福说。
当时江来福居住在香港西贡龙尾村，被日本人占领后，他就读的学校停课了，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宣传的感召，他加入了游击队，隶属港九独立大队。港九独立大队正式成立于1942年2月3日，在香港地区的抗战斗争中整整坚持了三年多。
“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打了大大小小无数的仗，牺牲了很多人……”说到这里，江来福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令江来福印象最深的，要数袭击日军驻地，当时的日本人意图在官坑构建碉堡，封锁企岭下的出海口和港九大队的深湧交通站。“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们西贡中队对新界西贡官坑七圣古庙的日军发动突袭，因对敌人兵力估计不足，遭到日军强大的火力阻击，然后撤退，许多抗日战士英勇负伤甚至是牺牲。”江来福说。
当时日军攻占香港后，全城搜捕力主抗日的中国著名文化人士。周恩来指示，要将这些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人从沦陷后的香港转移到安全的大后方，第一站护送任务就落在了江来福所在的港九大队的肩上。第一批护送的文化人士有邹韬奋、茅盾等人，他们被秘密引至铜锣湾避风塘，登上东江纵队出资合办的“东利运输公司”的一艘大船，最终抵达宝安白石龙，也就是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
新中国成立后，江来福所在的部队改编成空军部队，江来福也成了空军雷达兵，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从部队转业来到江门工作，先后在市三机配件厂、市建委等单位工作，直到1983年离休。
2008年汶川地震，当看到英勇的空降兵部队奋不顾身低空跳伞投入灾区救灾的新闻后，江来福深受感动，当即向汶川灾区捐款1万元。
他说：“现在社会安稳，年轻一辈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让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文/图黎禹君冯洁滢）
黄友
深入敌占区锄奸抓特务
“我们打日本兵有三个法宝，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三是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每每讲述起那段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年近百岁的黄友总是感慨万千。
深圳宝安是黄友的家乡。1939年，刚刚18岁的黄友扛起枪，参加东江纵队，保家卫国。“当时游击队成立了短枪队，全部是热血青年，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占区锄奸抓特务，我就被选上了。”
为了提高射击技术，短枪队还组织了训练。“上头给我们每人三颗子弹，在门外的路上和田地里预先埋伏了三个假人，要求冲出门口边跑边开枪，当假人一竖起就要开枪打……”严格的训练和残酷的实战，使黄友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执行锄奸任务，黄友常要深入敌后。在参加抗战5年多的日子里，黄友留下很多惊险瞬间。
有一次，黄友与战友们执行潜入海丰一带的日军军营、杀鬼子夺武器的任务。“潜入军营前，我们先是设法让电线短路，断了电，军营就漆黑一片了。”在黑暗中执行任务，难以辨清敌我。黄友和战友们想出个办法，“当时我们自己人都脱掉了上衣。潜入军营后，如果摸到有穿衣服的，那便是鬼子，就开枪。”这场激烈的战斗，黄友与战友们杀了10多名鬼子，缴获了10多杆步枪，还有一挺轻机枪，并成功撤退。
“可是，当时有两位年轻战友负责阻挡旁边山头军营的日军支援，后来因为日军攻势很猛，被刺刀刺中牺牲。”敌后执行任务往往危险重重，黄友左手、耳后和后脑至今还留着多处伤疤，有的是被子弹贯穿手掌留下的，有的是被炸弹碎片炸伤的……
说到最危险的经历，黄友回忆道，当时他正与另外两名战友身着便装侦查敌情，后来与战友分头行动，他单独一人往前走，此时一名拿着枪的日本兵突然从田里冲了出来，“在这危急关头，我迅速拔出枪，朝着日本鬼子开枪，一连打了十枪。”
黄友认为，群众的支持很重要。他记得，有一次，他的右手在战斗中被日军击伤，伤势比较严重，而且还要面对敌人的追杀。就在这时，一名老乡把他救了，“当时我已经走不动了，老乡把我藏进竹箩里，扛进附近的蔗园躲日本兵，才躲过一劫。”
1955年，黄友所在的部队奉命参加佛山机场的建设，机场建成后就地转业到江门工作，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这一待就是数十年，此后都不曾离开江门。（文/图唐达）
陆瑛
上小学时为抗日捐掉金耳环
蓬江区棠下镇三堡乡赤岭村是陆瑛的故乡。这里毗邻沦陷区，常遭日军侵扰，但这里也是新高鹤抗日游击区的一部分，在党组织的宣传发动下，群众抗日热情高涨。
“我当时虽然只是八九岁的小学生，但是日本仔奸淫掳掠，大家都很激愤。当时，党组织派党员到学校教书，在老师的号召和带领下，我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近日，年逾九旬的陆瑛向记者讲起了这段儿时记忆。
“日本仔一来，见鸡杀鸡，见人就追，人人都要躲，我也跟着家人逃难，大家都恨日本仔。”日军暴行在陆瑛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愤恨。上了小学后，陆瑛在党员教师的带领下，踊跃参与抗日活动，有演戏、唱歌、捐款等。
有一次，当地组织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抗日捐款活动，支援买飞机。为了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年幼的陆瑛走上演讲台，她说：“不赶走日本仔，我们大家都没好日子过。”她还把自己戴着的金耳环，当众摘下来捐了出去，得到群众积极响应。“这对金耳环是大哥送我的，当时刚戴了几个月，很自豪。在募捐现场，我要带头捐款，但身上没有钱，于是我就想到金耳环，就捐了出去。”陆瑛说。
从小学到初中，陆瑛来到了半沦陷区的县立三中，“那时党组织要派人到学校播下抗日种子，要建立联络点。作为党员的小学校长来做工作，告诉我这是组织的安排，希望我和几个同学可以去”。1944年春节后，陆瑛入读三中。
这期间，陆瑛做通了华侨亲戚的工作，在学校旁小山上的亲戚家中成功建立了交通站。
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交通站的任务同样危机四伏。有一次，交通站刚刚收到一批药物、纱布和印刷品，游击队还未来得及派人来取，就遇上了进村扫荡抢掠的日军，“我们还在晨练时，突然看见日本仔在接近，很快要到了，情况危急。”
紧要关头，陆瑛和同学们匆忙赶回家中，把物资藏进储物间，自己也藏了进去，并用碗柜遮挡储物间的门。“日本仔来扫荡主要是抢粮食，拿到粮食后，他们就离开了。”最后，大家都安然无恙，物资也保住了。
后来，日本战败投降。此时，陆瑛也从三中毕业，前往新会一中继续读书。同时，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组织据点了解情况。解放前夕，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国民党势力大力打压，抓捕进步青年。陆瑛接到组织通知参加了新高鹤游击队，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文/图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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