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的牛肉久负盛名，早在清代民国时期这里的牛屠宰业就十分发达，并在地名文化中留下烙印 牛屠地直巷旧事
民国时期汕头屠宰场的正门
民国时期的汕头地图里，今牛屠地直巷所在地标记为屠宰场
牛屠地直巷巷道
牛屠地直巷的路牌
■ 许壁锋 文/图
汕头的牛肉久负盛名，早在清代民国时期，汕头的牛屠宰业就十分发达，并在地名文化中留下烙印。牛屠地直巷，位于乌桥岛同济三直路江边，与解放巷比邻，是一片区型街巷，有数条小横巷均以此名编制门牌，连接同济三直路、解放巷，向外则连接北堤旁路。牛屠地直巷，顾名思义，就是牛屠宰场旧址。
从分散屠宰到集中屠宰
清代汕头开埠后，分散屠宰残牛（年迈而不可耕作的牛）并不罕见，甚至在位于汕头埠核心片区的道台行署旁、徐厝巷等狭仄民居巷内也有屠宰牛只等现象，用来食用或者取用牛皮、牛角等，卫生堪忧。在民国时期，汕头设立集中屠宰的牛屠宰场，定在厦岭港附近，后明确在“同济地”，也就是今乌桥岛。
1928年，黄开山任汕头市长，就对前任汕头市长萧冠英提出的设立集中屠宰场的建议十分重视，因此筹备在厦岭港附近选址建设牛屠宰场。在黄开山之前的汕头市长，曾经一度想把屠宰场设在华坞乡，但是黄开山认为，华坞乡地处汕头东北面，是汕头市内韩江支流的上游，而且未来的规划中要把华坞乡作为汕头的行政用地，如果屠宰场设在此处，产生的污水会经过中山公园旁的水流向韩江，对公共卫生造成隐患。因此，黄开山继续推动厦岭港的屠宰场建设计划。
1929年，汕头市政厅发布《布告限期厦岭港同济地酱园业户搬迁酱园以便建筑屠宰场由》，要求原在乌桥厦岭港旁的酱园要按时进行搬迁，为修建屠宰场奠定基础。1930年，时任汕头市长许锡清在《汕头市政公报》中明确指出“即择定厦岭港同济地”为屠宰场建设地点，并且对牛屠地所在的民用产业一律征收，补偿费用进行搬迁。1932年，时任汕头市长翟俊千在呈报广东省财政厅的备案文件中谈及屠宰场的沿革情况，在翟俊千之前的张纶、黄子信两任市长也积极推动同济地的屠宰场建设，并且仿照广州市由利群公司承办屠宰场的章程，由健康公司承办全市屠宰业。但是经屠宰户黄同文等人投诉，原汕头市内的屠宰户认为健康公司存在“瞒批压迫，有碍饷源”，请求各屠宰户自己承办，但是翟俊千还是认为集中屠宰卫生等方面能得到保障，因此依然要求健康公司于1932年9月1日正式在同济地开办屠宰场。
牛屠地直巷地名由来
随后，翟俊千离任，1932年至1933，继任汕头市长翟宗心曾因为牛瘟疫问题向乌桥牛屠宰场经营方健康公司提出必须加强防疫。翟宗心在1932年12月曾以《训令健康公司对于入场屠宰兽类务须每日按表填报由》对牛屠场进行严格要求，翟宗心表明，当时在乌桥岛设立牛屠宰场，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禁止私自屠宰病死的兽类、动物等，以此保障市民健康，而这一牛屠宰场开办数月以来，并没有落实检查和登记屠宰的畜类数目列为台账，因此在统计方面没有依据，也无法规范管理。翟宗心随后又发文要求健康公司要重视牛瘟蔓延问题，特别是部分牛贩子贪图利益，贱价售卖，从而让病牛流入汕头市内。翟宗心饬令卫生稽查加强巡查管理，并要求健康公司加强管控，不可疏忽。
当时乌桥岛的金山塭地后（今同济三直路）虽周边也有贫民的篷寮小屋，但人数比平民新村少，且金山书院在乌桥岛的塭地闲置多时，面积更大，更适合修筑新的牛屠宰场。
牛屠地直巷当时的屠宰场规模如何？从1934年11月的当月屠宰数量上看，当月屠宰黄牛453头，水牛4头，草羊150头，猪4311头。这个规模可见当时乌桥岛屠宰场规模不小。那为何乌桥岛的“牛屠地直巷”会特意强调“牛”字？
其实在乌桥岛新搬迁屠宰场后，随着猪屠宰方面的数量需求增加，汕头屠宰业公会另外选址在乌桥岛三马路与北堤旁路交界设立猪的专门屠宰场，也即今乌桥岛三马路民主巷一带，定为猪的屠宰场，因此，该处旧地名也被称为“猪屠地”，这也就是为何屠宰场旧址最终以“牛屠地直巷”定名的原因，这是因为当时已经采取分开屠宰的模式。
苛捐杂税下的“牛屠地”
当年牛屠地面对的捐收是十分沉重的。为了筹备建设牛屠宰场，在1930年时任汕头市长许锡清的任上，就定明屠宰业捐收费用，因为修筑费用当时还缺2万1千多银元，所以决定从牛屠宰捐费里面增加附加费。当时汕头每屠宰一头牛，征收捐费大洋3元，每年经市政府估算可获得6640元大洋，如果以5年为期限，每年在原有捐费上增加三成，那么可以获得足够的经费建设乌桥的牛屠宰场。随后许锡清在获得省政府批复后，将牛屠宰捐收的征收承办方改为联兴公司。
中国有句俗话叫“吹牛皮不上税”，意思是说一个人说话不着边际。但牛皮在民国时期也是要征收税收的，当时乌桥岛牛屠地面对的除了上述牛屠捐外，还面对屠牛牛皮税、生牛出口税以及舶来皮革税，也就是无论是本地屠宰还是进口的牛皮，都要加征牛皮税。
牛皮主要的应用就是制作牛皮箱、皮枕头，其中牛皮箱是比较流行的一种牛皮制品，无论是家中储存物品或者携带出国都比较方便，在汕头埠徐厝巷、永和街都有相关的制作售卖方。这类牛皮箱也叫“阳江皮箱”，因为当时阳江制作的皮箱极为精良，潮汕人俗称“呷吡”，这是从外文词汇衍生而来的，这一俗称甚至也印制在商标上。即便在屠宰场已经搬迁到乌桥岛后，老市区原有老牛屠宰场附近仍然有各种不同的牛皮制品商家。比如集和发睿记，位于国平路徐家祠隔壁，他们还在制作的牛皮箱中加贴广告：“本号亲自督造家用阳江皮箱以及各款呷吡枕头，价廉物美，妇孺无欺，批发零售均所欢迎赐顾，诸君请认双凤商标为记。”
此外，以“牛”作为街巷名的，还有已经消失的牛屠一巷与牛屠二巷，这两条巷子并不是在乌桥岛，而是在中山一横路与桂馥里附近。这片“牛屠地”1934年由市政府进行征收，发布《布告收用外马路、牛屠地等地基以为建筑四、五两分局之用仰各业主缴验契照由》的通知，对原来与洪修正堂相邻的牛屠空地进行征收，用来修建汕头第四分局的办公场所。据1935年《潮梅现象》的全市户口调查记录，“牛屠一巷”有14个门牌号，“牛屠二巷”有7个门牌。由此可见，当乌桥的屠宰场在运行时候，昔日的牛屠地也逐渐成为了民居。而这两条小巷随着城市的变迁也随之消失。
不堪课税的牛屠宰场最终也走向了消亡。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乌桥岛的建设，“牛屠地”变成了民居，只为我们留下了“牛屠地直巷”这一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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