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中国现代文坛巨星在潮汕新文学青年心目中有崇高地位 郁达夫与汕头的人缘文缘
郁达夫
郁达夫这位中国现代文坛巨星与汕头有一段颇为神奇的人缘与文缘交集。“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和著名革命左派、《岭东民国日报》社长李春涛都曾与郁达夫一起在日本留学,他们既是我国思想文化界知名进步人物,也是挚友和同学,彼此关系非同一般。郁达夫《沉沦》出版后,潮汕的新文学青年有很多他的忠实“粉丝”。
汕头开埠,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既迎来了西方文化,又传播了马列主义,东西文化和马列主义在这里交流、碰撞,青年思想活跃,追求潮流、追求进步成为当时的主要思潮,“青年图书社”“火焰社”“集益社”“青年八不社”“密林文艺研究社”等新文学团体先后成立。郁达夫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后,潮汕的新文学青年犹如“追星族”,纷纷购买阅读。汕头新文学青年刊登在《岭东民国日报》《革命》副刊的《沉沦》读书录,代表了汕头青年的“追星”心态,“火焰社”社员蔡心觉在《郁达夫的<沉沦>》的读书录中说:“郁达夫的创作,在国内文坛上,是占有很名誉的地位,他的一册《沉沦》小说集,现在已重版多次,足见是不胫而走,纸贵洛阳了。”
1926年秋,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离沪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文科教授。10月19日,船泊汕头,他即登岸访留日同学彭湃、李春涛。
许美勋在《郁达夫到汕头》中回忆说:刚见面时,郁达夫“身穿长衫,瘦白脸,好像一个商人”,“面对这位四海飘零的作家,回想起他的许多作品,当沉醉在他的作品里的时候,或是在夜雨孤灯,或在寒冬冷落的林里,或在秋水落溪的舟上,一位洒落孤介、多情善感的郁达夫先生,便已实现在我眼前!”许美勋见到郁达夫时心情十分激动,对他的才干更是十分景仰。郁达夫来汕第五天,许美勋在《岭东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的文章中说“我是一株小草,他是一株大树”,“他的许多小说,表现的那种悲哀和空漠,凡是有血肉的青年,我相信没有一个不受他的感动的。然而要是他,才有产生令人不禁低徊而欲钦的魔力的作品。别的人都学着他,毕竟是"东施效颦",益增其丑。”
随后,许美勋、冯瘦菊带着郁达夫到汕头星报社。郁达夫翻看了汕头新文学团体的《火焰》周刊,微诵了几首新诗,客气地说:“比《创造月刊》还办得好呵。”郁达夫提出要见留日同学彭湃。于是他们来到汕头市志诚街17号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刚好彭湃外出不遇,只见到当时任中共汕头地委委员、妇委会书记的吴文兰。交谈中,郁达夫掏出名片,顺手拿过毛笔,将名片右上角“北京大学教授”字样涂掉,并说“彭湃最讨厌这些衔头”。没见到彭湃,好像有点余兴未尽,郁达夫问:“潮汕搞工农运动的还有什么人?”冯瘦菊回答说:“农运首领是彭湃,工运首领是杨石魂,住总工会,要访问他吗?”郁达夫爽快地说:“好呵!虽不认识,见见也无妨。”不巧,杨石魂也不在总工会。
走出总工会,他们穿街过巷,街道人来人往,噪杂喧嚣。许美勋说:“这些小路太脏了!”郁达夫说:“城市都是这样,有大马路,便有小街陋巷。光明与黑暗原是互相依存交错。这叫城市的阴影嘛。”一段短短的对话,足见郁达夫的人生态度和睿智。
他们一行来到旧公园旁凤楼茶店,登楼饮茶。席间偶遇方达史,方达史是普宁洪阳人,1923年与杨石魂、方方等组织洪阳“集益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协助杨石魂领导工人运动。从方达史口中才知杨石魂到外地去了。方达史向郁达夫介绍汕头工人运动情况。郁达夫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只是静听,抽烟,沉思,没插什么话。
许美勋、冯瘦菊又向郁达夫介绍汕头新文学团体“火焰社”。1923年夏,许美勋等进步文学青年在汕头发起组织全区性的文学团体。最先响应的是潮安的蔡心觉等。经过酝酿,于1923年秋成立了“火焰社”这个潮汕新文学团体,成员多为热爱文艺的中学师生、大学生和青年新闻工作者,分布于潮汕各县及京、津、沪、宁、江、穗等地和印度、南洋诸国,成员53人,主要有:冯瘦菊、邱玉麟、曾万年、许美勋、罗吟甫、章雄翔、洪灵菲、戴平万、谢友梅、蔡心觉、吴青民、洪应坤、詹昭清、张良启、李应滋、祝旦殷、陈云从、陈亦修、钱杏村等。“火焰社”在汕头《大岭东日报》辟副刊《火焰》(周刊),许美勋具体负责编辑工作,共出版了一百多期,主要发表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独幕剧、作品评介、译作等。冯瘦菊的妹妹冯铿虽未正式加入“火焰社”,但却与“火焰社”情投意合,常以原名冯岭梅在《火焰》周刊上发表文章,如《不知名的花》《深意》等。
“火焰社”与国内各新文学团体,如上海“创造社”、天津“浅草社”、北平“文学研究会”“语丝”“未名社”等,均建立了联系,互赠刊物。许美勋的话里言间,都表达了“火焰社”会员对“创造社”的好感和对郁达夫的倾慕之情。
郁达夫听了许美勋的介绍,忽有所感,“挥着笔儿,写着诗”:
五十余人皆爱我,三千里外独离群。
谁知岭外烽烟里,驿路匆匆又逢君。
郁达夫笑着递笔给许美勋和冯瘦菊,催两人“亦写诗,说一句就好”。许美勋有些紧张,他事后写道:“我忘记我是一株小草,他是一株大树,我竟写了一句"秋风里乍逢佳客"。写后才觉得可笑,小草竟和大树赛高,然而大树自有大树的风度,毕竟小草不能自隐其渺小。”
郁达夫见许美勋写了这7个字,连声说:“也好,也好!”他一洗初见面时拘谨客套之态,娓娓而谈,倾吐心曲:“我来广东,自然可以说是对革命有所向往。但从离开上海,至今心境一直有些忧郁,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不快活。感到革命队伍里也有不少投机分子,别的可以投机,为什么革命可以投机呢……”许美勋接过话题问:“目下是革命高潮,广东又是革命策源地,郁先生来了,总的印象还好吧?”他说:“当然和北方不同。但你们年轻,凡事乐观,这是幸福的。我虽年纪大不了多少,但已老态了,有些悲观。”冯瘦菊说:“大抵文学家理想太高吧,碰上现实,难免抵触。”郁达夫说:“也许如此,但不一定。我们郭大哥(指郭沫若)便乐观多了,他正在大干特干。”他又亲切地谈到:“春涛本来是公子样的人物,彭湃出身大地主、基督教徒,想不到他们献身革命!”言下感慨颇多。
许美勋总结这次晤面的感触时说:“相处短促,但一个真正的郁达夫却越来越显露在我眼前。郁达夫知世甚深而又天真纯净;言多消沉,却心向革命;他十分明智地谈论黑暗与光明相互交错的哲理,情感却忍受不了光明美好事物中的一丝杂质,到了近于苛求的程度。这一切,是多么的矛盾,又是多么统一呵。”
郁达夫到广州后不久寄给许美勋一首诗:
侏儒处处驰肥马,博士年年伴瘦羊。
薄有文章传海内,竟无饘粥润枯肠。
敢夸邻女三秋望,忝受湆翁一瓣香。
升斗微名成底事,诗人到处倍凄凉。
这首诗,道出了郁达夫在革命洪流中心境似乎是孤独寂寞的。他既对混迹革命的“侏儒”们睥睨、厌恶、无法相容,但却孤芳自赏,对未能真正投身“巨人”们(工农)的革命洪流,他又感到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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