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地理人文、敢拼敢闯的开拓精神、海外传统的亲缘优势、特定的国内国际形势，种种因素促成 近代潮汕三次“过番”潮

■ 谢初勤

澄海的樟林港是潮汕及闽南一带民众出国过番的重要门户之一。当年的樟林港除国内航线之外，国外航线主要是以暹罗（现在的泰国）为主。在樟林古港陈列馆，我们意外地发现原来作为早期潮汕民众出洋过番的记录，此处的辉煌历史并不只局限于汕头开埠之前，即使是开埠之后，尽管后来木帆船无论从速度还是安全性能均难以跟洋火轮相比，但是，依然有一些民众选择它，而且使用的时间一直延续至解放战争时期。这一发现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揭开了潮汕近代“过番走暹罗”的基本轮廓。

潮汕人过暹罗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康熙中叶，随着森严的海禁政策逐渐松动并最终得到解除，清廷允许沿海商民出洋贸易。澄海地区以隆都、溪南、东里等靠近樟林港的乡镇为中心，村民或几人合伙租船参与到暹罗贩运大米，或因生计所迫到外地谋生。每年约于农历八、九月份借东北风从港口扬帆出海，至翌年春，顺东南风返航。这一阶段大约延续至整个乾隆时代。据隆都侨史方面相关专家介绍，当时朝廷鉴于沿海地区多受灾害影响，加之人口增多，原有的土地产出已明显不能满足日渐增多的需求，加之这一地区的民众长期有着与海外贸易的关系，因此，清廷干脆正式准许沿海商人领取证照，到暹罗采购大米回来，以济国内之急需。隆都潘得法老人回忆当年老一辈过番的情形，有如下说法：“那时的人们动不动就过番，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者家乡田地极少，人们很难依靠种田过活，大家只好向外求发展；二则当时在暹罗已有相当数量的老乡，去那边很容易投亲靠友，在立足未稳之时，暂时能得到救济。”

相关资料表明，当时的泰国政府对外来人口基本没有实施什么管理制度（自郑信创建吞武里王朝后，潮汕人在泰国基本上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人们来去自由，船一靠岸，提起市篮、皮箱就可以随便寻找工作和亲友，跟现在人们在国内行走一样，这也是当年过暹罗的人较国外其他地区多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阶段是1860年汕头开埠之后，各国洋商和买办纷纷挤入汕头，各种招华工（实则很多有“卖猪仔”之嫌）的活动非常频繁。洋船代替了“红头船”，万里波涛不再成为外出畏途，这使潮汕民众出国变得更为方便。外国人参与到各种海外贸易和实体买卖之中，让潮汕沿海进一步开放。各种抱着不同目的的活动如雨后春笋，其繁华程度一如汕头各港口停泊着的船只一样，五花八门驳杂不堪。自鸦片战争至20世纪20年代初短短几十年里，潮汕人移居海外的数量最多，出现了几次移民高潮。这期间，各种商业贸易、人员往来、海外移民等活动络绎不绝，直接促成了汕头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局面，从而让汕头这座海滨城市焕发出独特的生机活力，更富有“海味”和“侨味”。而樟林港的红头船在此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弥补洋火轮运输数量的不足，满足本地民众出洋的需求。

第三个阶段是民国时期至解放战争胜利前夕。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当时有不少农民由于曾参加农会组织，反抗地主压迫等政治原因，迫于形势出洋避难，俗称“走农会”。1934至1937年前后，为逃避国民党的清剿，汕头地区部分革命老区（村）或有红色嫌疑地区的人们也纷纷举家南渡，离乡逃往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地。至1939年潮汕沦陷时，一些人为避战乱而外逃至东南亚国家另谋生存。1948年，国民党喻英奇和胡琏残部对潮汕地区进行“铁血”统治，人们为了逃避拉壮丁而纷纷出洋到泰国及东南亚等地。

汕头地区在近代之所以会形成独特的“过番”潮，究其原因，不外有以下几点：一是潮汕地区人多地少，生活艰难，迫使人们不得不在土地之外另谋生计；二是潮汕人向来注重宗亲派系，在外地凝聚力较强，人与人之间乐于互相帮助，这使过番的新客能够在短期内站稳脚跟；三是潮汕地域文化使然，潮汕地区环山临海，宽阔的海洋向来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空间；四是国内国际形势所造成，国内、国外的政策及氛围有利于人们漂洋出海，另辟创业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昔日迫使人们不得已而出国的社会原因不再存在，东南亚各国对移民入境的限制也日渐严格，国内对申请出国也有所控制，而国内社会和经济形势也日渐好转，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国民生活水平与日俱增。现在人们可随便到世界任何国家旅游观光、生意贸易、交流学习等，其快捷方便程度是前人无法想象的，地球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村”了。

潮汕地区过去长期延续的大批量出国现象最终成为历史，并永远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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