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足迹，领略一代电影大师魅力 蔡楚生故居藏着许多电影“古”

蔡楚生（右）、郑正秋的雕像

蔡楚生巨幅国画肖像

蔡家大门牌匾刻有大师亲笔题词

蔡楚生当年居住的房间

蔡楚生故居全貌

本报记者 陈文兰 文 林少然 摄

提到蔡楚生，恐怕无人不知。他是汕头市潮阳区铜盂镇集星村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创作编导了以《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为代表的一批脍炙人口、蜚声海内外的电影作品，被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

秋日早晨阳光轻洒，当记者驱车来到集星村，映入眼帘的是田陇青青、绿树掩映的乡间美景。悠长的巷子干净而静谧，绿荫下纳凉的村民总喜欢细说一代“电影大师”的故事，村里这座潮汕传统民居，是他们永远讲不厌的蔡氏佳话。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探访了蔡楚生故居，聆听他传奇的故事。

人物简介

蔡楚生（1906–1968），汕头市潮阳区铜盂镇集星村人，电影艺术家。自编自导电影《渔光曲》，获得莫斯科电影节“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后与郑君里合作编导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

百年宅院述说传奇往事

故居原为蔡楚生的祖屋，门前矗立着汕头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这是一座富有潮汕传统民居特色的老屋，包括一座“四点金”和一座“厝包”，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建筑面积460平方米，这里也是“汕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潮阳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记者看到，蔡楚生故居保存比较完整。这座建筑还筑有高达数十米的炮楼，是旧时富人家为了防盗而建设的，可见当年蔡家的威严。推开厚重的木门，院落里，清静幽雅。踏进已经被磨得发亮的门槛，是一个颇为宽敞的前厅，以前厅为主轴，依次是天井、后厅。

“无论游客多少，每天都会有村民打扫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集星村干部蔡先生告诉记者，2004年，潮阳区对故居进行修缮，在2006年正式对外开放。当时还举办“蔡楚生艺术人生及爱国情怀”主题展览，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缅怀一代电影大师。

逾百年的岁月沧桑，老屋显得浑厚朴实，而点缀其中的木雕、石雕、油画彩绘等，则为她披上一件华丽的彩衣。一幅画家刘启本创作的蔡楚生巨幅中国画肖像，吸引了人们驻足观看。只见大师鼻梁挺直、嘴角刚毅，眼镜背后一双眼睛深邃而犀利，仿佛正在注视着这片他挚爱的故土，又仿佛在回忆中国电影走过的百年之路。

与普通民居不同的是，蔡家大门的牌匾及里屋的门楣都刻有字迹挺拔俊逸的题词，这些都是蔡楚生留下的珍贵“墨宝”。在故居内，记者看到里屋的门楣上大师亲笔题下的“平等”“博爱”“自由”“进步”，这些一个世纪前留下的印记，是大师当年内心追求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蔡楚生在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先后加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以及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等组织。故居中，一幅幅带有强烈时代烙印的电影海报，记载着大师艺术道路上艰难奋斗的轨迹，同时也震撼着每一个观众的心。

凭《呆运》开启电影梦

踏着故居的青砖，阅读着蔡楚生的生平事迹，让人仿佛触摸到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电影发展的风雨历程。

“蔡楚生1906年出生在上海，6岁时随父母回家乡，在这里念了4年私塾”，说起蔡楚生，年逾五旬的村民蔡垂奇滔滔不绝，他告诉记者，蔡楚生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都在汕头度过，直至21岁那年背着家人远赴上海，他才离开了故乡。蔡垂奇听村里的长辈说，蔡家家资颇为殷实，蔡楚生的母亲喜欢画画、剪纸、刺绣。天性浪漫的蔡楚生博览群书，小小年纪就显示出艺术天赋，他钟情于吹拉弹唱，又对美术、书法产生了兴趣，刻苦攻钻之下会绘画又写得诸体好字。

故居讲解员吴宝燕对蔡楚生的故事如数家珍，她说，蔡楚生12岁那年，他父亲把他送去汕头亲友的杂货铺当学徒。当时，汕头地区彩票盛行，无以计数想发财的人却是竹篮打水大呼“上当”，有的甚至倾家荡产。蔡楚生以此为题材，编写了滑稽短剧《呆运》，后由“华剧”导演陈天协助拍摄成电影，在汕头上映。“夸张的场面，离奇的情节，揭露彩票骗局与危害，《呆运》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吴宝燕说，这是蔡楚生对电影最初的尝试，他也因此与陈天交上了朋友，开启了他的电影梦。

叩响现实主义电影之门

1927年大革命失败，蔡楚生在汕头已难以容身，同年冬，他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只身到了上海。在陈天的帮忙下，蔡楚生跳槽到华剧影片公司。后来，勤奋刻苦的蔡楚生成了导演郑正秋的助手，协助郑正秋拍摄了《战地小同胞》《桃花湖》《红泪影》等多部影片，并多次上镜头，且都表现良好，得到郑正秋的赞赏。

1933年，蔡楚生完成了标志自己思想转变的力作《都会的早晨》，在上海连映18天，场场满座。“蔡楚生善于讲苦情戏，且还做到既契合时代的真相，更能与民众的呼声相回应”，吴宝燕告诉记者，《渔光曲》在上海戏院公映，小猫、小猴的悲苦命运与凄怨心声，感动了千万观众。观众的热情持久如新，日复一日，场场爆满，创下了连映84天的卖座纪录。1935年，《渔光曲》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此后，蔡楚生接连拍摄了轰动影坛的《新女性》、国内第一部以“儿童问题”为题材的《迷途的羔羊》和反映中国人民抗日要求的《小五义》《王老五》等优秀影片，为上世纪30年代的进步电影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胜利后，在物资和资金极其匮乏、自身重病未愈的情况下，蔡楚生与郑君里合作，奋力完成了一部轰动影坛的现实主义巨制——《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在上海多家影院上映，上座率胜过《渔光曲》，连映3个多月座无虚席。《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了热门话题，舆论热烈称赞这部影片“标示了国产影片前进的道路”，成为了蔡楚生走向艺术巅峰的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蔡楚生担任过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由于对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艺术发展作出的贡献，他被评论界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

让名人故居“活”起来

为电影事业，蔡楚生可谓鞠躬尽瘁，他艺术的人生、爱国的情怀，将在家乡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铜盂镇委委员、宣传委员蔡旭彬告诉记者，蔡楚生故居已列为汕头市文物保护单位，接下来还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强管理，在上级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保护利用这位电影先驱者的故居，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爱国主义教育中来。

在家乡人的眼里，蔡楚生就是家乡的骄傲，乡亲们都乐意到故居当志愿者，像讲解员吴宝燕就是其中一位。吴宝燕是神仙里学校的一名老师，工余时间，吴老师就过来当义工，她表示，蔡楚生是一个值得家乡自豪的人，希望有更多的人为他的电影所赋予的爱国情怀所感动。

采访中记者获悉，由于受到保护资金短缺等因素的限制，村委会在保护过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故居的保护发展情况不尽人所愿”，村干部说，由于没有资金，故居自开放至今，都只能是简单生活场景的再现，仅是道具化了的一处老屋，缺乏灵动的故事诉说。

目前，蔡楚生故居尽管受到一些文化人士、学校团体的青睐，但业态比较单一，尚未与周边的其他景区、景点形成地理上的联动效应，缺乏市场活力，人气和影响力仍显不足。如何深度开发文化资源，让这位电影大师的故居“活”起来，值得思考！“蔡楚生故居可以说是名声在外，因为不乏有知名人士慕名前来参观，但是，在市场的考验中，这处景点却一直未能走在前头”，资深媒体人赵女士说，名人故居作为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一座乡村的魂，特别珍贵，但仅靠建筑本身，只有形的存在，没有历史余音和现代数码的对流，名人故居会很孤独。所以名人故居不能仅以“文物”名义固守，而应融入现代城市文化生活，将文化展示、思想教育、旅游观光和文化体验充分结合，发挥其最大的效应和影响。

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 汕头日报编辑部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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