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寓惠对佛教发展的推进作用
苏轼是入宋以来中国士大夫的典型，他既用儒家思想审视世界，又用禅宗思想超然物外。由于苏轼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影响力，他被贬惠州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广泛关注。他来到惠州后，从佛教思想中寻求精神支撑以解脱烦恼，安顿心情。他决意“杜门烧香，闭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又名书斋为“思无邪”，“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寄兴于清幽山水，造访道院禅林，结交山僧逸民，写经放生，恤孤掩骼，筑桥济众，蓄药周贫，成为他贬居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他的众多佛门朋友，无惧党祸及身，纷纷致函慰问，或遣专人前往惠州探访。
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二月，道潜（参寥子）遣专使自杭州来惠谒苏轼，请为名僧海月辩公作真赞。同年三月，苏州定慧寺长老守钦专遣学佛者卓契顺带信来惠州探问。钦长老有《拟寒山十颂》见寄，苏轼为和八首让卓契顺带回。几乎同时，永嘉罗汉院僧人惠诚亦来惠探问苏轼，苏轼记吴越名僧十二人，书付惠诚代作书信向江浙众高僧致意。十一月，成都副僧统士隆、绍贤遣弟子法舟、法荣专程往惠谒请苏轼为蜀中高僧宝月大师惟简作塔铭。绍圣二年秋及四年一月，虔州廉泉院芝上人昙秀，两次来访，桓盘多时，苏轼父子均有诗文见赠。绍圣三年冬，潮阳隐者吴子野与四川道士陆惟忠联袂至惠探访苏轼，至次年二月始去，其间与当地僧众相聚野炊，诗歌唱和，文酒之会盛于一时。
邻近的东莞资福寺长老祖堂亦常与苏轼交往，当时惠州某居民藏有一个佛脑舍利，苏轼见到后说：佛舍利不该由私家收藏，“是当以施僧，与众共之”。于是用自己的一条腰犀带换取它，让祖堂带回资福寺供奉，并专门作了一篇铭文记述此事。与苏轼书信往来的僧人就更多了，其中有东南名僧道潜、佛印，韶关南华寺长老重辩等。南华寺乃六祖大鉴禅师的传法道场，是岭外禅林之冠，该寺长老重辩为临济宗高僧，“儒释兼通，道学纯备”。苏轼南迁时与重辩一见如故，自后二人经常以书信通问，《苏轼文集》即收有致重辩书十三通。苏轼又应重辩之请，为南华寺作《卓锡泉铭》，书写柳宗元大鉴碑。总之，正是以苏轼谪居惠州为缘起，惠州和江浙、峨眉以及粤北的名僧大德有了前所未有的频密交流，这对惠州佛教的发展和普世，无疑是有力的推助。（何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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