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山韩水 钟灵之气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人的素质的形成与文化的氛围（山川名胜、人文传说等）有直接的关系。
潮汕地区地处亚热带，南濒大海，气候宜人，地貌以平原丘陵为主。清淑的山川气候孕育了和乐淳美的民性风俗。秦汉两代，秦皇南征军众和汉帝平越大军曾至这“百越蛮荒”居留；西晋永嘉之乱后，又有大量中原士民成批移居潮地，这样，原有“人杂夷獠，不知礼仪”逐渐为中原南下汉人同化，中州华夏繁衍盛区的衣冠望族带来了温谦知礼的嘉风雅范，遂使“潮虽小民，也知讲礼义”（苏轼：《与吴子野》)。因此，应该说，潮人在其总体素质上，是具有炎黄文化气韵的。比如，潮人的善走，勇于向陌生地区谋生的秉性(至今全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均有潮人)，就有如汉唐士民之不远万里南迁入潮；又比如，潮人的凝聚力(在海外，潮人会馆、社团是最普遍的民间组织)，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易为异邦侵略(或同化)的民族性。还有，正如清乾隆年间长州人盂亮揆《潮州上元竹枝词》所描绘的那样，“怪他风俗由来异，裾屐翩翩似晋人”。清末潮州妇女出门，头面披纱，飘垂及膝，走路时手挽纱巾，匆匆而行，不敢旁顾，此种“春风游女飘遗悦”的习俗，也深蕴着中原的风情……凡此种种，都说明潮人与华夏民族之息息相通，古潮州是“接伊洛之渊源”，才“开海滨之邹鲁”，是一个源于邹鲁又异于邹鲁，独具岭海又兼有旧邦的岭海文化的氛围。
那么，韩愈对于这种岭海文化氛围的形成，是不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呢?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潮州在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建立义安郡之后，就已成为粤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入唐以后更加发展，如农业已相当发达，作为全国大州郡之一，也遵玄宗皇帝圣诏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扩建荔峰寺为开元镇国禅寺，开始汇集佛教经典和地方文物；而且，在韩愈之前，唐大历十四年(779)，有由宰相累谪为潮州刺史的常衮莅潮，唐贞元十二年(796)，有由御史中丞贬任潮州刺史的李宿莅潮，他们“办学校，勤农桑”，也使潮州的经济、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此等等，都说明潮州在韩愈到来之前，就已具有一定的岭海文化。
但岭海文化作为一种氛围得以形成并迁延至今，却应是在韩愈莅潮之后，正如《海阳县志》所言：“潮州，昌黎过纪而后，素有海滨邹鲁之称。”
这种岭海文化氛围的真正形成，是在宋代。前面说过，潮州韩祠的建造，首推陈尧佐。陈所处的年代在北宋初期，是他最早提及与今天名字相同的西湖山(见《游湖山》)，也是他最早将潮州山水附上韩姓，他有一首叫《韩山》的诗可以为证。此后，除了直接与韩愈有关的韩祠、苏碑、韩木、灵山留衣等之外，潮州的山川古迹，也大多冠上与韩愈有关的名字，如笔架山改为韩山，恶溪改为韩江，广济桥称为湘子桥，还有昌黎路、昌黎小学、景韩亭、叩齿庵、竹竿山等，围绕韩愈的人化了的自然环境亦即岭海文化的氛围，在陈尧佐之后便渐次形成。
为了明了这种氛围的形成及其影响，这里试列举一些韩愈以后历代名人的潮汕诗词：
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
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
——宋·陈尧佐《送王生及第归潮阳》
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
——宋·周敦颐《题大颠堂壁》
惆怅昌黎去不还，小亭牢落古松间。
月明夜静神游处，三十二峰江上山。
——宋·刘允《韩山》
老大韩家十八郎，犹将云锦制衣裳。
至今南斗无精彩，只放文星一点光。
——宋·杨万里《韩山》
笑为先生一问天：身前身后两般看。
亭前树子关何事? 亦得天公赐姓韩!
——宋·杨万里《韩木》
过桥寻胜迹，徙倚夕阳隈。
绿水迎潮去，青山抱郭来。
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
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菜。
——清·吴兴祚《题韩祠诗》
……
这些回环在字里行间的韩山韩水，具有深远旷缈的历史感和蕴藉亲切的乡土感。这些充盈着韩山韩水钟灵之气的诗文，会引发读者去体味中国传统文化那淳厚的气息，于幽思冥想之后滋生一种自豪而又儒雅的心态；而那时时处处可以登临赏览的韩祠、苏碑、鳄渡、留衣亭等胜迹，它们或古雅端方，或质朴凝重，或其水浩浩，或其亭翼然，都流荡着韩愈以及与他相关的苏轼、大颠那“文章浩瀚雄千古”的翰墨之香，也会令人于瞻顾流连之际，萌生一种崇高而又虔诚的心态。正是这种种崇高而虔诚、自豪而儒雅的心态的长期浸濡，才使得一代又一代的潮人逐渐地具备了自尊、自重、坦诚、沉静、文雅、专注等优良的秉性气质，而这集中体现为潮汕地域上自唐宋以来“才人济济，文士跄跄”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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