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确立的以汕头为重要枢纽的红色交通线 护送干部200多人 运输物资300余吨

红色交通线汕头中站旧址。本报记者方淦明 摄

▼位于汕头市外马路129号的岭东同文学堂。本报记者 林少然 摄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十年之后，上海与汕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新兴的“小公园”街区，这样被联系到一起——1931年，一条绵延数千公里的红色“中央交通线”建立起来，两端联结着上海的党中央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汕头，是这条交通线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而中共在汕头先后设立的两个绝密交通站，都位于华洋杂处的“小公园”街区之中。

汕头成为线上重要节点

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王恬告诉记者，上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越来越重要，但也日益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1930年10月中央交通局成立；当年年底，饶卫华在香港建立华南交通总站，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率人到汕头，在镇邦街7号建起了中法药房汕头分号，对内则是绝密交通站。后来，陆续又有李沛群任闽西交通站长，卢伟良任大埔交通站长，上下接应。肖桂昌、曾昌明、熊志华等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党员担任中央交通线专职交通员。

就这样，一条由上海经香港、转汕头过潮州、入大埔上永定、到长汀达端金，长达数千里的水陆地下交通线迅速搭建起来。

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周恩来把汕头定为线上的重要节点，1931年初，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三人再往汕头，选在海平路开设一家“华富电料行”，作为备用站。

事实证明，这样的“双保险”是多么明智！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他所了解的各交通站都被迫立即停止使用，其中也包括“中法药房汕头分号”。从此“华富电料行”地下交通站正式启用，成为这条“生命线”上的中流砥柱。

转运护送同志的安全线

汕头市金平区的党史专家邱文化介绍，将交通站设在汕头，本也是看中了这里三教九流南来北往，商旅发达，便于党员干部改装掩饰。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同志当时已年过五旬，就作老教师打扮，随身带着课本；邓颖超在头上盘个髻，扮成去内地寻亲的妇女，交通员则是相送的“表弟”；周恩来则身穿长衫，脚着皮鞋，头戴毡帽，是商贾模样。至于走哪条路线入苏区也有区别，如叶剑英是梅县人，认识他的人多，又正被国民党悬赏十万元通缉，所以他未照常走潮州、大埔一路，而是从汕头改道澄海、再转饶平等地，经陆路进入闽西。

汕头中转站直属党中央，保密级别高，只有高级别干部通过才启用，而且纪律非常严密。中央的规定是，不准外人住站，来人不得到站交接，不横向联系当地党组织或其他过境交通员。至于接送何人、如何停驻，也都因人而异。共产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经过，住的是外马路上英国人开的“适宜楼”；交通员熊志华运送电台零件，住在南京旅店；周恩来1931年来时先住在金陵酒店，后来为防暴露，被陈彭年转去了附近一家招待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家招待所的后台老板竟是在潮汕地区负责“剿共”的国民党独立二师师长张瑞贵，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经汕头交通站中转、护送，安全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军政干部就有200多人，除去前文所述，还包括董必武、邓小平、刘伯承、项英、任弼时、何叔衡、陈云、萧劲光、李富春、李克农、张爱萍、林伯渠等中国革命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

双向流动的物资运输线

交通线还担负着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外钞等交给党中央，再把为苏区采购的大批物资转运进去的重任。1931年，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亲到中央苏区提款，一次就运送20万元。1932年，专职交通员曾昌明、肖桂昌到福建漳州，时任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同志交付给他们价值约5000元的金条。交通员们以身犯险，把银圆绑缚在手臂上，把金条藏在随身的纸伞杆中，风餐露宿，力保分文不失地将钱款交给党中央。经线上站点购买或转运，如同蚂蚁搬家一样，向中央苏区输送的食盐、布匹、药物以及电讯、印刷、军械器材等军需或民用重要物资，计有300余吨。

从1930年底建立，到1934年红军长征前完成历史使命，经汕头的这条红色交通线，是上海党中央与位于赣闽腹地的中央苏区之间唯一一条未遭敌人破坏、始终连通的地下交通线。中国共产党的大批人才、经费、物资，经由这条线路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围剿与严密封锁，如新鲜血液般流通其间，为中国革命持续提供着动力。(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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