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文》的标题
《古文观止》是清初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两人编选、评注的“正蒙养而裨后学”（该书吴兴祚《序》中语），即为青少年提供的学习文言文的入门读物。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行以后，三百多年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影响深远。正如鲁迅先生在《选本》文中所说的：“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
《古文观止》选编的绝大部分文章，是从比它早三十多年前、由文艺评论家金圣叹（1608—1661）评选的《才子必读古文》一书转录过来的，而且不少评语，都直接抄袭“金批”（或部分改动，特别是对民主性强、民族意识较浓烈的批语，都要设法磨去它的批判性锋芒，使其符合“温柔敦厚”的古训）。因此，1986年8月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圣叹批才子古文》中，由点校者张国光先生撰写的《前言》乃直斥《古文观止》是对《才子必读古文》的抄袭和篡改，是属于“狗尾续貂”、“后来居下”的“选本”。
然而，由于为人“狂傲有奇气”的金圣叹在1661年顺治帝死去的“国丧”期间，发动和组织吴县士民的“抗粮哭庙”活动，犯下了“滔天大罪”，因此同年七月被清朝杀害于南京。从此，金圣叹在世人口耳间，也便“讳莫若深”，《才子古文》也就“顺理成章”地长期被埋没、鲜为后人所知了。而《古文观止》于是取而代之，成为流布最广、阅读人数最多、几乎家喻户晓的古代散文选本。自问世以来，不断有人翻刻。新中国成立后，包括中华书局在内的一些出版社也相继校印。仅是岳麓书社出版的《言文对照<古文观止>》，据1994年喻岳衡先生的《第十一次重印后记》称：“本书自1982年2月出版以来，承广大读者的厚爱，至去年止，已是第三版第10次印刷，总印数达58万余册”。（该书版权页谓，至1998年12月已第19次印刷总印数达77.8万册）
平心而论，《古文观止》虽影响深远，但确实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随意改动原文标题，即属不足之一。该书收录唐文43篇，韩愈文竟达24篇，占55.8%。突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地位，原也无可厚非。但其中与潮州关系最密切的《鳄鱼文》，标题却作《祭鳄鱼文》，孰是孰非，理当一辩。
韩愈一生诗文，殁后由女婿李汉编成《昌黎先生集》。《序》曰：“长庆四年冬，先生殁。门人陇西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得赋四，古诗二百五……哀辞祭文三十八……笔砚鳄鱼文三……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见《唐文粹》）李汉原编本久已亡佚，但从上文可知，《鳄鱼文》不在“哀辞祭文三十八”之列，而“笔砚鳄鱼文三”应指《来破砚文》、《毛颖传》、《鳄鱼文》。今传本将上述三文归入“杂文、状、表状类”，与李汉原编本略异，但《鳄鱼文》不属祭文类，标题亦无“祭”字，昭昭明矣。
关于鳄鱼事，新、旧《唐书·韩愈传》均有记载：“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豕一羊，投之湫水，呪之。”（呪，亦作“咒”，意同祷告，祝告，不等同于“祭”。）
把《鳄鱼文》改作《祭鳄鱼文》，依笔者管见，应始于南宋高宗朝之丹阳人洪兴祖之《韩子年谱》[（元和）十四年己亥]条：“春贬潮州刺史，冬移袁州……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国，行逾六旬，三月几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四月十六日有《送毛仙翁序》（按，宋·方崧卿《韩集举正》定其伪，故今传本删去）、二十四日有《祭鳄鱼文》。”洪兴祖系南宋初之学者型官员，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楚辞补注》等传世，便将《鳄鱼文》标题添一“祭”字，鄙意以为不妥，理由如下：
一是，马通伯先生据明·东雅堂本编辑的《韩昌黎文集校注》（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2年版）卷五[哀辞、祭文]共录韩文37篇，其中除哀辞三篇、《弔武待御所画佛文》用“哀辞”、“弔”字外，余33篇标题首字均为“祭”字，可见，是否有“祭”字是判断韩文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二是，韩愈撰写祭文的格式，通常都是以“维年月日，韩愈谨以……之奠，祭以……之灵”开头，而以“尚飨”收结。《鳄鱼文》却以“……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谿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开头，用“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煞尾，与韩文的祭文格式迥异，故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卷八《韩昌黎集》谓：“《鳄鱼文》文气似《谕巴蜀檄》，彼以雄深，此则矫健。”也就是说，在曾氏看来，《鳄鱼文》根本不是祭文，倒像是一篇檄文。三是，如前所述，李汉《序》中已明言：“哀辞、祭文三十八，笔砚鳄鱼文三”，《鳄鱼文》不属“祭文”类，而是与“笔、砚”等“游戏文章”同类（后人归入“杂文”）。所以，《韩子年谱》作者凭一己之意改称该文为《祭鳄鱼文》，有违韩愈本意。
由于《韩子年谱》开了率意改动韩文标题的头，故从此以后，《鳄鱼文》之标题便游移不定，随撰文者之意而各行其是。如：
宋末元初以画“露根兰”著称的画家郑思肖在《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韩昌黎祭鳄鱼图》中，亦说韩愈是在“祭鳄鱼”，且于图上赋诗曰：
朝奏空言暮远途，蓝关飞雪渍衣裙。
岂期去国八千里，此意犹能化鳄鱼。
金代的藁城人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一《韩退之<驱鳄鱼文>》中说：“苦非佳作，史臣但书其事目足矣，而全录其词，亦何必也？”他不满《两唐书·韩愈传》全录《鳄鱼文》的作法，但却称该文为《驱鳄鱼文》。
明嘉靖进士、归安人茅坤（字顺甫，号鹿门）的《茅鹿门先生文集·唐宋八大家文钞》则评《祭鳄鱼文》“词严义正，看之便足动鬼神。”但他认可《祭鳄鱼文》这个标题。
清乾隆进士，无锡人朱宗洛（字绍川）在《<古文一隅>评语》卷中有[告鳄鱼文]一则，作者大概因原文有“以羊一猪一投恶谿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的一段话，故称该文为《告鳄鱼文》，这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标题。而评语曰：“文势一路追逼而下，末一段如万弩齐发，一时措手不及，光景真觉异样奇观……然后顿出"杀"字，末又加一"尽"字以惕之，则刺史奉天子命以杀之也，真属仁至义尽之言。”这段话，可谓道破《鳄鱼文》要害之所在，堪为历代讥笑韩愈驱鳄是“诡怪以疑民”者所深刻反思。
总上所述，《鳄鱼文》面世以后，历代曾有过多个不同的标题。作为旨在“正蒙养而裨后学”的《古文观止》，本应为读者提供一部中规中矩的学习文言文的范本，但是，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该书却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随意改动篇名，即为其中之一端。更由于该书普及程度极高，故至今大部分的读者只知《祭鳄鱼文》，而不知《昌黎文集》中只有归属于“杂文类”、不属“祭文类”的《鳄鱼文》。（按，《才子古文》未收录《鳄鱼文》）
对此，晚清学者蔡铸在《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中的[鳄鱼文]条已说得很透彻：“按：篇目本无"祭"字，余自明白。玩文中"投"字、"食"字、"告"字，并无"祭"字。故李汉编入杂著，不列入祭文卷内，他本或加"驱"字亦非。予考之《昌黎集》，则余说是也。姚姬传（鼎）《古文辞类纂》列此文于[檄令类]，但篇目仍列"祭"字，则是习而不察也。"民害"二字，则是通篇大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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