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汕头的建党活动

汕头日报 2019-08-03 00:47

1925年4月13日周恩来写给杨石魂的名片便条

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

杨石魂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的短时间内，汕头党、团组织从无到有，并有长足发展，这与东征胜利给潮汕带来的大好形势，与广东党、团组织的关怀，特别是周恩来的直接指导分不开

潮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始于“潮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组织，是在1921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恢复”后至1922年春这段时间，由潮安青年图书社发起组织的，并公开树起了牌子，但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该团停止活动后的若干年里，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致力于在汕头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却未能稳固建立。但为什么在第一次东征胜利后的短时间内，汕头党、团组织从无到有，并有长足的发展呢？大量史实证明，这与东征胜利给潮汕带来的大好形势，与广东党、团组织的关怀，特别是周恩来直接指导是分不开的。主要依据如下：

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对汕头地方党、团组织的创立和发展有具体的指示和指导

周恩来自1924年9月从法国回到广东后，在我们党内担负着重大责任。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也兼有重要职务。周恩来坚定地率领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国共两党的一致纲领奋斗，但也从不讳言自己的革命目标，从不掩蔽自己的特殊旗帜，坚决与妄图取消、排挤共产党的企图作斗争。在真诚地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建设军队的同时，建立和发展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以利于壮大革命力量，实现国民革命。这一点周恩来是明确的，也是无懈可击的。在东征中，周恩来非常重视搞好“党军所在地方”之国民党党务，“积极筹备进行”。同时搞好我党、团的恢复创立工作。“党军初下”海丰，“海丰同学在广州的都跑回海丰活动。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参加，推元岳同学为书记”。（《团海丰支部连渊报告》）东征军到达揭阳后，周恩来又在一次谈话中说：不久就要筹建国民党县党部，你们要发展大学（共产党）和小学（共青团），特别要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并动员较成熟的加入国民党，左右革命的权力；要争取先机，不然，右派势力大了就难办。这个谈话，虽然是根据1959年揭阳召开的革命老人座谈会会议记录的材料，但分析整个谈话的内容、时间、背景情况，作为当时周恩来的身份，在内部谈这样的话不是没有可能的。1925年3月8日，在广州召开潮梅旅省国民党党员大会，团广州地委指定参加的杨石魂、宋青、廖其清三人被选为筹备候选人，负责汕头市党部筹备事务，并呈请国民党中央委派。“对于杨、宋、廖三同学回汕工作”，团广州地委专门开会研究。会议根据杨石魂报告的情况，具体部署了汕头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文化运动及组织、发展国民党等项工作。对于党、团组织本身的工作，也议决了两件事：成立团汕头特别支部，由廖其清任书记；杨、宋、廖三人回汕，因兼有党的工作，由地委介绍他们入党。3月12日，杨石魂、宋青便偕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来汕头。（《团广州地委报告（第二号）》《给团中央的信》）3月23日，《陆安日刊》又披露，鲁易、杨石魂被委派“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潮汕梅一带党部特派员”。杨石魂到汕头后，又于3月23日在“汕头市同平路汕头书店”发给团中央一封信中说，我于本月12日接受命令来汕“做关于国民运动方面的事情。同时，尤其注意于我们的工作”。因这句话是对团中央说的，故“我们的工作”显然指我党、团的工作。就在杨石魂到汕头后不久，即4月13日，恩来同志便约石魂同志“即日来校本部行营一谈”。谈话内容应该就是汕头党的问题。此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汕头特别支部便开会“组织成立”。到了5月5日纪念马克思诞辰时的情况表明，汕头党的组织便已秘密地存在了。

5月21日，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之乱。当时，周恩来又将东征军中的共产党员鲁易等和廖其清、杨石魂、宋青、赖炎光、方临川等留下来，保持潮汕党、团组织的秘密活动继续进行和发展。

第二次东征克复潮汕后，“目前忙于政治工作……汕头、潮州具有发展可能，各种工作都有，惟因其范围太大，负责任同学忙于奔逐，故到现在基础尚未巩固。区委决定先树立汕头、潮安等地基本势力，再图各地发展，特别应注意的就是工作集中”。（《团广东区委组织部工作进行及各分校近况述要》）赖先声在回忆这段情况时说，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打电话给广东区委建议建立（中共）汕头地委，并提名调我充中共汕头地委书记。12月5日，团广东区委在当时干部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仍同意中共广东区委关于抽调干部的意见，指出：“大学区为发展潮梅党务，以吸收多量学生同学，以应需要计，决议派玉润（即赖先声）为书记，克日出发，前往工作。”（《团粤区委特字报告（第七号）》）可见，第二次东征到达潮汕后，周恩来针对潮汕范围大而干部少的问题，又建议区委派干部来潮汕，以发展我党、团的组织。这批干部到达潮汕后，周恩来立即分配他们着手各项领导工作。12月20日，在团汕头地委召开的第二次地方大会上，赖、杨两人都有重要报告：杨石魂以“大学（共产党）汕支书记”的身份，“报告大学对潮梅各项民众运动之政策”；“赖玉润同志报告团队的责任、组织、纪律、粤区情形、对汕地意见、广东政治状况”；与此同时派丁愿协助李春涛办《岭东民国日报》；郭瘦真以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到潮安指导工作。这样，便大大加强了我区党、团组织的领导，正如《团粤区委总报告》（1926年1月6日）指出那样：汕头“派去那方面做工作的有赖玉润、郭瘦真、丁愿诸同学，都能做内部工作的”，他们“有计划做工，也很有详细的批评”。

周恩来对汕头党、团组织思想建设有具体指导

第一次东征到汕头后，由团汕头特支领导并以新学生社的名义创办的汕头“唯一新文化机关”——汕头书店，于9月24日11时被复辟入汕的刘志陆部查封。第二次东征入汕，恢复文化方面的宣传，恢复汕头书店已成当务之急。团汕头地委于11月13日开会专门讨论了“汕头书店问题，议决：由石魂向恩来商量办法，如于相当条件之下，亦可与革命书报流通社合作”。此后，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汕头书店得以恢复发展，销售了大量进步书籍，代销了全国所有党、团内部刊物。当年我党、团的刊物如《向导》《少年先锋》等都在汕头书店设分售处；潮汕党、团的内部学习刊物、书籍也通过汕头书店供应。它对潮汕党、团组织的思想建设，对传播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周恩来在潮汕工作期间，尽管政务繁忙，仍时刻关怀着潮汕党、团组织的具体工作，如找党、团组织负责人谈话，通过杨石魂对党、团工作实施具体指导等。伍治之回忆说：第二次东征时，我任团汕头地委代书记。东征军入汕后一两天，周恩来约我在下半夜3点钟到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汇报团汕头地委情况。当时，我看到周恩来非常疲劳，看样子已有好几天没睡觉了。但仍认真听汇报，作指示。可见，周恩来对潮汕团组织的建设是多么关心啊！伍老还说：当时在内部习惯称周恩来为“胡须伯”。有什么情况，杨石魂就来向我传达，说这是“胡须伯”说的。有时，周恩来还亲自参加党、团组织的会议，为党、团员训练班讲授课程。1926年1月，潮汕党、团组织在汕头联合开办了一个“特别训练班”，目的是“训练两校（指党、团组织）比较进步的同学”，人数30人，党员10人，团员20人。主要讲题有党组织的问题、怎样做个好的共产党员、世界大势、中国政局（后由于情况变化，中国政局一课没讲成）（《团汕头地委给粤区委的报告》）。许多经过周恩来亲自培养的干部成了著名工运、农运领袖，成为党的理论宣传家，成为领导潮汕人民革命的重要骨干，坚持了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就是周恩来创建潮汕党的深远影响所在。

周恩来对汕头党、团组织的建设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当时，党、团组织的活动经费相当缺乏。当年的内部文件中很多都谈及经济问题，“同志很穷”等字眼常出现。周恩来利用当时的合法地位，在大力支持东江国民党党务的同时，拨部分经费作为潮汕党、团组织的活动经费。如在1925年11月13日《团汕头地委致团中央的信》中就提到：“同志生活问题，议决：伟英、治之向政治部设法（由石魂负责）。”政治部指的是周恩来任主任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向政治部设法”，也就是向周恩来设法。可是，到周恩来离开东江，由徐桴接任行政委员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如1926年5月，汕头筹备成立岭东学生联合会，“财政本来决定向东江行政公署请款，可是答个无字，所以，就想别个法子了”。（《团汕头地委学生部报告》）

在周恩来的关怀、指导和教育下，汕头党、团组织不断成长、壮大。1925年3月，团组织成立之初，人数只有几个人，到了东征军离汕回师广州平定刘、杨之乱时，汕头团的组织已发展到三十多人。1926年3月，团汕头地委总人数达193人。党的组织也由一次东征入汕后创立时的几个人，到1925年12月，汕头已有党的特委。而早在1922年春，潮州就有团的组织，因情况变化而没坚持下来。12月，谭平山受上海社青团之托来广东“重建分团”时，又给在汕头工作的“外江人”寄来团章，希望他在潮汕建团。往后又多次谈到来汕“组织分团”，团的秘密活动长达4年之久。但在1925年1月1日前，潮汕还没正式、稳固的团组织，何况党的组织乎！前后对照，何等鲜明。

新闻推荐

汕头近千名公安民警集体誓师铮铮誓言喊出“汕头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