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马路的红色印迹

拆建中的爱华上街

□ 秦梓高

1928年2月9日，中共汕头市委机关被敌人破坏后，2月23日，省委即派潮梅特委特派员邓凤翱为汕头市委书记，来汕恢复工作。为方便工作、掩护机关，领导要市委委员兼组织科长吴文兰与邓凤翱假扮夫妻住在一起。

市委机关设在市区内马路一座未开业的店铺二楼，还到澄海雇用共青团员吴惠芳来帮忙处理杂务。吴文兰大革命时期是中共汕头地委妇委书记兼汕头市妇女解放协会会长，常公开出面活动，很多人认识。白天她很少出门，晚上便化装到工厂、码头等地进行秘密活动。在他们努力下，受国民党摧残的革命刊物《工农出路》《兴奋剂》相继恢复出版。他们在群众中发动反对日本出兵我山东省的爱国反日运动；在工人中开展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斗争；在国民党驻汕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准备策动兵变。当工作迅速开展时，不幸被叛徒林占梅告密。6月14日,建立不到4个月的中共汕头市委又遭敌人破坏。

6月14日晚，国民党汕头市公安局侦缉队包围了中共市委机关所在地。当时吴文兰正要外出，见此情况，赶紧熄灭电灯，趁黑冲下楼。守在楼下的敌兵赶紧上去抓她，把她的假发抓了下来，看到她是个剪短发的姑娘，知是化了装的，将其捆缚带走。当时邓凤翱刚好外出到市郊和庵埠巡视工作未回，才免遭敌手。林占梅带敌人围抄共青团汕头市委机关和海员工会，他认识的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都没能幸免，先后有29人被捕。

抓到吴文兰，国民党潮梅警备司令部认为抓到共产党要犯，喜若欲狂，马上提审。起初敌人企图收买吴文兰，许以高官厚禄。吴文兰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不要官，也不要钱，单要革你们的命！”敌人又对吴文兰施以重刑，用针刺十指，用烧红的铁烙胸膛。面对敌人的残暴，吴文兰重复着一句话：“情况我知道，我偏偏不说！不说！就是不说！”吴文兰每次提审完被拉回牢房总是血肉模糊，昏迷过去。狱友常常为她痛惜流泪。

吴文兰等人被捕后，敌人虽然对他们严刑拷打，但这些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牢狱内满怀豪情大唱《国际歌》，喉咙唱嘶了还不断地唱，大大鼓舞了狱友的斗志。6月18日至22日，敌人先后把徐克家、吴文兰、周勤汉等人杀害于汕头市审判厅前旷野。临难前他们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主义万岁！”

第二次市委机关被敌破坏是在1942年4月。

1939年6月汕头被日寇占领后，1941年日本侵略者又向潮汕腹地进犯。为了加强敌后斗争，是年中共潮汕党组织调潮普惠县工委青年部长蔡耿达（蔡自强）来汕头任汕头市区区委书记，并在内马路（现爱华上街8号）租一间二层楼房以开设杂货店为掩护。时任潮阳县工委妇女委员蔡耿达的爱人马雪卿也调来汕头。为了安全与有利工作的开展，上级还从澄海调来党员陈培志的母亲苏赛金，同他们一起组成小家庭以作掩护。

这时的汕头市处在日本强盗统治下，封锁很严。在市区，日本宪兵日夜巡逻，不时实行宵禁，常抽查户口，稍有嫌疑就会被抓捕。蔡耿达没被困难吓倒，想尽办法开展工作，巧妙地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等重大消息，使在铁蹄下的汕头人民时时感受到抗战的脉搏，看到胜利的希望。蔡耿达还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了解日军的配备、岗哨的位置和人数、港口运输和敌军给养、汉奸活动等情况，及时报告给上级。

在蔡耿达的努力下，正当汕头党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时，1942年4月2日，叛徒刘华带日本宪兵队密侦到爱华街8号抓捕了蔡耿达夫妇与陈姆苏赛金。一连数天在刘华的告密与带引下抓捕了李植淡、沈观瞻、林妙引等18人（其中党员10人），使汕头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被捕人员被监禁于日军宪兵司令部监狱（现汕头总工会大楼楼下）。

日寇知道蔡耿达的身份后，审讯的手段特别毒辣残酷，电刑、火烙、皮鞭抽、灌辣水、老虎凳等各种毒刑蔡耿达都受过，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同志们十分敬仰地说：“耿达是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党组织，保护着我们每个人！”

一个多月过去，日敌在蔡耿达身上一无所获。5月的一天，敌人又一次拉他去刑讯，蔡耿达一如既往，怒骂敌人不止。日敌当场把他踢倒，牙齿被打断脱落，血流满地，他又一次昏死过去，奄奄一息。6月20日蔡耿达终因受尽日寇摧残而壮烈牺牲，年仅24岁。蔡耿达牺牲后，敌人对他的妻子马雪卿严刑逼供，马雪卿既有国仇又有家恨，守口如瓶视死如归，最终也被敌人活活摧残致死，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敌人折磨致死的还有共产党员黄名昌、革命群众黄继、王名璋。这是潮汕党组织在敌占区一次最大损失。

蔡耿达、马雪卿等革命烈士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壮烈牺牲，他们生命虽短暂，却放射着灿烂光辉，他们不愧为中华优秀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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