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把“公家”挂嘴上的母亲
●蔡巧玲
母亲早不在人世了，记忆中她是一个常常把“公家”挂嘴上的人，她那颗“公”心，一直让我佩服、让我感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住在平远差干。我13岁之前，母亲是森工站的炊事员。前期员工少，她一个人负责采买烹煮、记账月结，最后把每个人本月的伙食费多少张贴在饭堂里。另外还要管理一个客房，所有外地来的采购员都吃住在这里，不必去找旅馆饭店。后期因放排工人合并在一起，便增加了一位煮饭的阿姨。
母亲为了减少员工的开支，在父亲的帮助下围了一个大菜园，并挖了两个坑，把生活用水集起来浇菜，不够再到河里挑。记得我读二年级时，有次母亲叫我帮弄韭菜头，她把较老的半垄韭菜全部挖出来，教我怎样去掉老头留下新头，再把较长的根剪去一截，然后种在另一块整好的地垄里。她说一种菜不能老种同一块地，这叫“轮作”。叔叔伯伯们常帮捉菜虫，满园瓜菜便是对母亲最好的奖赏。
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一棵蒲瓜，母亲把它种在园外斜坡地上面，开花时经常给它授粉，浇肥时我看她近半桶尿水倒下去，急得直喊：“莫倒啦！肥水都流到别处去啦！”她说这瓜苗都散开半坡了，它的根也会伸出很远的，肥足才能多结瓜呀！果然这颗蒲瓜结得又多又大，惹得在建筑队煮饭的阿姨几次前来“强行”购买。我问母亲这卖瓜的钱怎么用？她不假思索地说：“去买别的菜给大家吃呀。”
母亲不但为公家种菜，还发豆芽，做咸菜菜脯，养鸡养猪。有时较多员工回老家休息，她觉得较闲就买来面粉和父亲一起打面条，为大家换换口味。多年以后我见到叔叔伯伯时，他们都念念不忘当年我母亲的炒面多好吃。
员工们统一蒸饭，每人一钵；统一就餐，除了偶尔有肉，一般都是几碗青菜一盆汤，用公筷。我和弟弟则另放米，除公家分出的青菜外，常加点干菜，有时会另蒸一个豆腐蛋或一个咸蛋切两半。母亲常对我说：“你们是搭公家蒸饭的，没另算柴火费，周末你要去捡些柴草补上。”于是我周末就挎个篮子捡木块和树节，或到对面小山岗上捡树枝。
记得有一年“公家”也种了一大片花生，收花生时，母亲告诫我：“你要等收完花生才可以去捡，不可以跟在叔叔伯伯身后，更不许拿公家的花生。”
夏天我常常会去河里捡石螺，捞蚬子，拿回来也是“公家”的。蚬子煮汤、石螺也把肉挑出来煮汤，都给大家分享。当大家吃着河鲜汤表扬我时，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跟着一个乐于为公的母亲，好像我也成了“公家”的人：送开水、喂猪鸡，打扫厨房饭堂。母亲发现不够干净就数落我：“洗面洗耳廓，扫地扫壁角，不能只扫显眼的地方。”我最怕的是洗碗，那个木板洗碗台很长，大家吃完饭都把饭钵汤匙筷子拿到台上放，母亲则收拾菜碗擦桌子。木质的洗碗盆比脸盆大些，第一过洗碗水要装起来煮猪食，再换水把碗筷洗干净。每次看到台上横七竖八的碗筷我就头大，有一次我决定逃离，吃完饭就溜到菜园后面去了。母亲见我不在便站在门口大声呼叫，然后就骂开了。我只好乖乖回来，看她怒气冲冲的样子，真怕从她身边走过时会给我一巴掌。还好她没有。但从此我懂得了一个人必须把“分内”的事做好——偷懒是行不通的。
12岁时我开始学挑水，从厨房到河岸有一段路，从河岸下到河里起码有三四层楼高，长长的阶梯中间有个转曲。第一次挑水时一路不知歇了多少次，中间还把水倒减一点，才趔趔趄趄的把1/3桶的水挑回来。此时我才知道母亲挑水的艰辛。
正因为有了这些学习和锻炼，当母亲调往饭店工作时，任她为公家起早贪黑，14岁的我已完全可以为小家庭挑水做饭、砍柴种菜了。
母亲在圩镇上的口碑很好，人缘也很好。她的一言一行，在我的成长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她让我懂得了吃公家的饭就应该做好公家的事。工作几十年，我也是这样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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