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客家废村与郊野公园
□ 林文映
受疫情影响，香港人的情绪压抑了许久。想要好心情，其实唾手可得，上山就自由自在了。如果在春夏之交，姹紫嫣红的杨梅在山谷肆意绽放花朵，更加写意。
狮子山高不足五百米，却是香港精神的象征。狮子山郊野公园包括狮子山、鹰巢山、笔架山、鸡胸山四大名山。一路层峦叠嶂、溪流汩汩。悬崖峭壁爬满青藤，夹杂着面包树、黑骨芒、鸭脚木、杨梅、金竹，以及无数叫不上名字的植物。
山顶上矗立香港地标之一的望夫石，高约30英尺，原为一块巨石，因千年风化，裂变成一大一小，状似妇人背着幼子站在山岗上，极目远眺等待丈夫回家，故名。
狮子山下沙田围建村的历史，则可以追溯至约350年前的清朝顺治初年。当时谢氏、李氏和曾氏从大陆南下到香港沙田围。此地面朝沙田海，时有海盗出没，于是村舍四周建围防贼，由此得名。
随着人口增长，曾氏定居多石村，李氏外迁至牛皮沙村。谢氏族人亦开枝散叶，分支迁徙至圆洲角及灰窰下。谢氏祖源自江西省，辗转来到广东省兴宁县，至清初移居香港，在沙田建村至今历十四五代。再后来，沙田再有郑、罗、黄姓客家人加入，空间不够用，海盗作乱亦时过境迁，围墙终于成为历史。
郊野远足踏青，早已成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很少有人知道，香港的郊野公园计划能够顺利拓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香港深山原村落的数目急剧减少有着直接的关系。
据《新界百年史》记述，战后数十年，散布在崇山峻岭的客家村庄，搬迁从来没人记录，导致后世研究者没有可靠的数据。作者James Hayes举了不少例子，包括大帽山的上塘村，隐世200多年，1905年官契测量图显示，这是一条平整的长方形村落，1911年港府的人口统计显示上塘村有77人，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全村人都离开了，原因不详。白石桥、下塘沥两个邻村，废弃更早。
也有些废村的原因被记载下来，例如圆墩，先民最早源自广东梅州五华县（旧时称长乐）。该村受大榄涌水务计划影响，灌溉水源枯竭，港府遂于1969年把村民迁到青龙头海边，村庄从此湮没在荒野。位于九龙水塘山中的烂泥塘村，则因村民卷入城门客家人和荃湾客家人之间长达三年的械斗，在十九世纪末迁走。
笔者行至沙田坳，顺道吃一碗山水豆腐花，在狮子亭歇脚之后拾级而上，九龙半岛慈云山、钻石山、黄大仙等尽收眼底。
在九龙、新界的山林，时不时都能邂逅残垣断壁，它们曾经是充满欢声笑语、炊烟袅袅的人家，还有无数弃耕的山坳农田，曾经回荡着客家姑娘们银铃般的山歌，如今都消失在萋萋芳草之中了。所幸的是身边的一草一木，云淡风轻下的鸟语蝉鸣，仍予人难以言状的感动、慰藉、喜悦，以及穿越时空的智慧、洗涤心灵的启迪。这就是登山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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