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林风眠导师
●董以惠
11月21日至22日，梅州市举办林风眠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今年一百岁高龄、现居纽约的林风眠“嫡系学生”董以惠，撰文回忆与林风眠导师的点滴故事，追寻一代美术宗师林风眠的精神风范。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1941年我就读于国立艺专五年制西画系。进校时的校长是吕凤子，1942-1944年的校长是陈子佛，1944年夏，潘天寿任国立艺专校长，聘请林风眠为西画系教授，提出建立画室制。即以西画系各一教授命名，主持画室。分别为：林风眠的“风眠画室”，方干民的“干民画室”，李超士的“超士画室”，吕霞光的“霞光画室”。当时同学们都非常欢迎画室制。学校画室制是从1945年开始的。我们班只有胡先觉一个人选了吕霞光的“霞光画室”。大部分同学喜欢新派，后期印象派，多选了方干民的“干民画室”。一部分同学选李超士的“超士画室”。林风眠是我的西画老师，我非常欣赏林风眠老师的画画技巧和推陈出新的画风，他能够融会贯通中西画的特点，独树一帜；而且我与徐坚白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徐坚白的男朋友谭雪生是广东人，与林风眠老师是同乡，这双重原因，我就进入了林风眠的“风眠画室”。记得当时除了我，还有苏天赐、徐坚白、谭雪生、张道林、刘予迪、陈泽浦等几位同学。画室制的意义在于：根据各位同学对于美术的追求及志向，确定自己的教授，得到悉心指导，对今后的人生道路有着重大影响。我确定了“风眠画室”，应该说是林风眠的“嫡系学生”。这是国立艺专唯一一次采用画室制，为期是一学年。1945年夏我毕业了，国立艺专不复存在，搬去杭州，10月份开学，改名杭州艺专。
在我人生的历程中，“风眠画室”使我获益匪浅，终生难忘。在“风眠画室”与导师林风眠的点点滴滴，至今我仍记得。
主导老师林风眠带教我们，助教是赵无极。在我的印象中，林风眠老师从来没有一点架子，总是激励我们学生勤奋学习、勇于创新、对艺术事业执着追求、积极投身艺术创作和研究。他上课经常用鼓励学生的方式，总能找出我们绘画中的优点，增强我们对绘画的兴趣。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是他的特色。譬如刚开始我们是用碳精条画素描，如果我画的轮廓线不够准确，林风眠老师会走近我：“董以惠，你看这条弧线应该向这边点，还是向那边点？”如果我能自己改，他就让我自己改。如果我不知如何改，他总是笑容满面，热情地帮我改，绝不会使我感到任何拘束。素描如果明暗掌握不好，林风眠老师又会走近我，先讲清道理，然后诙谐地说：“借你个馒头好吗？”当时画素描擦掉碳精条用的不是橡皮，而是馒头块。林风眠老师能讲出许多风趣的故事，教室里，有次助教赵无极说到我们的水平能否在巴黎街头卖画？林风眠老师笑着说：别去讨饭吧，法国的好画家多如牛毛，老百姓的艺术欣赏水准也很高。林风眠的理论非常好，一直主张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吸取西方艺术中的营养，使我们不仅提高了技巧，也增强了我们美术理论水准。林风眠老师非常平易近人，我们“风眠画室”的同学多次到林风眠老师住的宿舍，用火炉烤东西吃。平时同学间吃东西都比较放肆，到林风眠老师宿舍，考虑老师自掏腰包，就装斯文，吃得很节制。那是冬季，外面寒冷，在他的房间里是热乎乎的，林风眠老师谈笑风生，看到我们没有尽情吃，就不时地催促我们多吃一点，使我们感觉到家庭式的温暖。林风眠老师的音容笑貌，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事实上，这一年“风眠画室”的“开小灶”教育，对大家都有巨大的收获，苏天赐、徐坚白等同学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这与林风眠老师各方面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另外要说的是：林风眠老师与我丈夫王挺琦的关系。1938年7月中旬，在沅陵，王挺琦被国立艺专专科部录取后，当时正值林风眠辞去校长一职离别之际，王挺琦与部分国立艺专师生惜别林风眠校长，一起合影，场面非常感人。林风眠题下 “为艺术战”四字，告别师生。当时林风眠就与王挺琦长谈。以后王挺琦从沙坪坝重庆大学步行两个多小时去长江南岸，嘉陵江东侧弹子石林风眠老师隐居处看望，并邀请林风眠老师参加夫子池王挺琦水彩画展的开幕式。林风眠老师仍没有忘记他与王挺琦在沅陵的会面。记得当时夫子池王挺琦水彩画展，我和周惠英担任讲解员，也为王挺琦赴美留学筹集资金。林风眠老师亲临展览馆参观画展，每一幅画，他都看得非常仔细，参观完后，与我们亲切交谈。这次画展影响很大，很多人来参观并买画，包括许多政府要员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主持开幕式并讲话，司徒雷登也用英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陈立夫、司徒雷登都买了王挺琦水彩画珍藏。中午举行答谢宴会，陈立夫、司徒雷登兴致勃勃，席间王挺琦用非常流利的英语与司徒雷登交谈。林风眠老师高度评价了王挺琦的水彩画，特别是1943年3月林风眠老师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著文《谈王挺琦的水彩画》，介绍王挺琦在夫子池的水彩画展，特别强调了王挺琦水彩画方面的造诣，称王挺琦是该领域的杰出人才。
在“风眠画室”的教学中，林风眠老师经常赞扬王挺琦的水彩画，不断加强了我对王挺琦的仰慕，1946年，我从国立艺专毕业后，与王挺琦结婚了——可以说，林风眠老师无形中做了我和王挺琦的婚姻介绍人。在业务上，林风眠老师使得我在素描、中国画、西洋画各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包括美术理论，及相关知识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由于林风眠老师的身体力行，我在人生哲学上的收获是无可估量的。当年院系调整，我进上海戏剧学院，我想在艺术领域一展宏图。但由于公费医疗刚刚开始，医务人员大量缺少，组织上看到我有东南医学院从医的学历，又有亲身参加红十字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直至国立艺专的经历，希望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当医生，我也就服从了，告别了我的艺术生涯。但是作为个人服从大局，我做到了一辈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记得1973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到南昌路一位上海戏剧学院老师家出诊，他是林风眠老师的邻居。忙完后，我特地去看望恩师林风眠。南昌路53号，林风眠老师打开了门，不过就5寸左右，我激动地说：“林风眠老师，我是董以惠，我来看你了！”没想到林风眠老师说记不起来了，我又说了徐坚白、谭雪生同学的名字，林风眠老师还是说记不起来了，我赶紧说王挺琦的名字，林风眠老师沉思了片刻，嘴唇有些颤抖，说：“好像……记不起来了。”我非常失落地离开了我的恩师，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与恩师的诀别。
2004年我在美国与徐坚白、谭雪生同学会面时，才知道林风眠老师曾蒙冤入狱，1972年11月28日刚出狱，他为了保护我们免受牵连，是故意说不记得了。我顿时感动万分，一股师生情的暖流涌上心头。应该说林风眠老师的谆谆教诲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永远缅怀林风眠老师！
2020年10月12日记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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