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在梅州的岁月 抗战时期中大东迁办学史话
●李敏玲陆炜斌
中山大学是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亲手创办的。20世纪30年代初，邹鲁校长大力兴建石牌新校。石牌时期的中山大学，校舍用地1万多亩，连同林场计算在内有4万多亩，占地面积之大，有“中山大学校，半座广州城”之称。抗战全面爆发前的中大，建筑宏伟，学科完备，不仅是国内办学规模最大的高校之一，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领土长驱南下。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山大学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播迁历程。到抗战胜利前，中大三易校址，一迁云南澄江，二迁粤北坪石，三迁粤东梅县，在烽火硝烟中弦歌不辍、坚持办学，教学、科研成果对国家维系战时生产、发展大后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建校起，中山大学就与梅州的渊源颇深，许多梅州人与中大关系匪浅。不仅首任校长邹鲁是梅州人，许多知名教授亦是梅州人，如：曾任国立广东大学法科学长的梁龙、教务长萧冠英，师范学院院长萧隽英，工学院院长罗雄才，医学院院长梁伯强、代院长杨简，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姚碧澄、细菌研究所主任李挺，文学院院长吴康、范锜和代院长古直，等等。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中大招收的学生中，近三分之一的生源来自梅州。
东迁背景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的的“一号作战”。6月长沙失守，8月衡阳沦敌，粤汉铁路全线告急。广东省政府发出紧急疏散的命令，各机关、团体纷纷迁至韶关坪石，多暂借中山大学的校舍办公。6月初，鉴于形势不明，中山大学为安全计，决定提前考试，于6月7日结束该学期，停课疏散，并派员在湖南临武，广东连县、乐昌和仁化一带考察，迁运公物，准备疏散。
中山大学迁校一事，得到梅州各县政界和梅州籍中大校友的高度关注。衡阳沦陷后，东江各县市的中大同学会呼吁中大东迁。而梅县参议会联合东江十五县参议会，也电请地方政府及中大当局，将中大迁来东江，并表明搬迁费用方面，如政府拨款不足，东江地方人士愿筹措辅助。与此同时，粤闽赣边区总司令香翰屏致电教育部，以“粤北为军事必争之战区，中大设于该地，殊不合适”为由，请教育部指令中大东迁。
然而此时，中大却因卷入国民政府的党派之争，就迁校地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有些教授考虑到迁校后学校的经费来源问题，主张将学校西迁贵州，以便获取中央经费的接济；有些教授则认为中山大学是广东的最高学府，师生也以广东人居多，非不得已不应撤离广东，力主将学校迁至粤东梅县、兴宁一带。这两种意见在校内争论甚剧，以致迁校方案迟迟无法落地。
当时教育部虽汇来了3000万元给中大作应变之用，但是坪石的银行无法付出这一笔现钞，学校不得不把3000万元的汇票退回重庆。不仅是搬迁费用，坪石的银行连中大每月的员生膳食费都无法付现。此时中大已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后来，学校与省银行商洽，才由桂林汇来370余万元，暂时解决了教职员和工警的伙食费问题。
直至韶关沦陷前，中大校本部仍无迁校的决策。各个学院只能各自筹划疏散事宜，如文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就分别到梅县、平远、南雄勘察校址。此情形之下，部分师生经桂林、柳州转往贵州和重庆，家在粤西和粤东的师生则回乡避难；部分师生仍坚持留在坪石，直到坪石沦陷前夕才随校撤离疏散。
东迁经过
1945年1月16日，日军侵占中山大学农学院所在的湖南章宜栗源堡，并派兵南下侵扰管埠、梅花等地，坪石陷于被敌包围之势。在此万分紧急情况下，中山大学通告紧急疏散，被迫进行抗战以来第三次迁校。
此次迁校，事出仓促，缺乏交通运输工具，中大的图书、仪器和公物损失巨大至“无法以计算”。当时的汕报是这样描述中大疏散惨况的：“敌兵临境消息传到时，教授学生，仓皇逃命，衣服行李，多不能顾及携带，狼狈情形，不堪言状。”而亲身经历了此次迁校的杨宗浩校友，也回忆道：“有教授以箩筐挑儿带女者，有背负老人者。逃亡线上，男的女的老的幼的，褴褛凄凉，抢呼哀吼，足为逃亡图之实景写照。”
部分来不及随队伍疏散滞留在坪石的师生，饱受日军暴虐，处境十分窘迫，或有女生被强暴追杀，或有男生遭酷刑迫害，或被集体拉伕。如文学院黄学勤教授一家，多次被日军劫掠，夫妻二人被迫抬着竹箩、水桶、炉子在街上卖汤丸为生；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卫梓松教授，在坪石沦陷时因病不及走避，为保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服毒自杀殉难……
时值日军分各路进逼，中大各院员生有的走避到仁化（现隶属于广东省韶关市），有的走避到连县（现隶属广东省清远市）。而代理校长金曾澄及各学院院长则多赴粤东一带筹备复课。2月19日，金曾澄率领教授员生600余人抵达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后，决定继续向梅县进发。他电令已疏散到梅县的教授萧汝智、萧锡三等人，与梅县县长温克威商洽寻觅临时住所，以便安置中大员生。按计划，金曾澄将携研究院院长崔载阳于三日内启程赴梅县，并拟在东江各县采取分县安置学院的办法复课。
3月，中山大学决定将校本部设于梅县。研究院、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及先修班的大部分师生在梅县自觅“大屋”上课，其他学院大部分暂驻梅县周围，分布为：法学院在蕉岭路亭；工学院在兴宁东坝；师范学院在龙川龙母；农学院在五华岐岭。因故未及随迁到梅的师生，则在连县、仁化成立分教处。当时中大师生的东迁所在地，除龙川、连县和仁化外，皆隶属于今天的梅州市。
地方支持
1945年1月底，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弃守韶关，率领长官司令部人员迁到兴宁。广东省政府在主席李汉魂的主持下先迁往龙川，后又迁到平远。随着省府政治重心东迁，广东的经济、文化中心转到梅县县城。大批“难民”疏散到梅州一带，梅城街头出现了不少陌生的风尘脸孔，而茶室酒馆里也熙攘着装束时髦的“高等难民”。梅州一时间人口骤增，加之各处商旅群集梅县，市场顿趋繁荣，俨然有“都市”的景象。
而梅城的物价，也在农历新年之后，逐步升腾。当时的汕报在新年后的《梅州春讯》描绘了这一“繁荣”背后的代价：“鱼呀，肉呀，蔬菜呀，洋什呀布匹呀……都按着极高的百分率而高涨。如果我们到洋什铺里，要一两件日用品，则前后廿余日，物价的悬殊，准教你会大吃一惊！物价上涨的原因，据说，一来是受战事影响，货物来源中断，物以稀为贵，价格便扶摇直上了；二来呢，各地"难民"集中岭东一隅，日用消耗激增，供求已失调，物价自然上涨……”物价的日益高涨，无疑给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中山大学迁往粤东之初，人员离散，中央经费一时难以接济，处境十分窘迫。在广东省政府的协调及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学校才得以弦歌不辍。1945年2月13日是农历乙酉年春节，李汉魂上午八时离龙川往梅县，15日赴蕉岭，18日抵平远，20日抵兴宁，21日经五华而返龙川。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起这一段日子，不由感叹自己“碌碌终日全为食忙”。从行程上看，李汉魂所视察之处，绝大部分为后来中大校本部和各学院的东迁校址所在地。2月底至3月中旬，金曾澄校长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的陪同下，“仆仆于梅龙道上”，先后造访龙川、五华、兴宁、梅县、蕉岭各县人士及地方政府，就中大复课一事，商议校址的择定及钱款、米粮的救济问题。
中山大学迁到粤东之初，梅县县府即决定向疏散到梅的中大文学院、医学院、先修班借出共250名学生三个月的食谷计375市石，及副食费37.5万元；兴宁县府向工学院借出三个月米粮及副食费，员生定额170名，每月每人借到副食费500元，公粮谷5市斗，并规定原籍沦陷区接济断绝的学生，才能享受此项待遇；法学院迁往蕉岭路亭复课的学生约有150人，蕉岭县政府每月借出食米稻谷75市石，副食费国币7.5万元；五华县政府每月筹借农学院学生谷粮和副食费，名额50名，后因前来五华县复课的农学院学生日渐增多，又将筹借名额增至100名。两个月后，梅县县府奉广东省政府令，续借在梅中大员生粮食谷物125石市，副食费国币5.6万元。
中山大学得到粤东各县政府和乡亲的慷慨资助，师生才得以暂得安身。不久后，教育部核发5000美元用作救济费，学校经济困顿的情况方有所缓解。1945年3月7日，金曾澄接受中山日报（梅县）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东迁复课，蒙各界人士关怀协助，当地政府极力解决困难，使迁校诸大问题，于短期内获得圆满解决，至为感慰。梅县教育发达，环境优美，人民刻苦耐劳，风气纯朴，民力丰富，尤适于中大之复课与发展。”
据1945年8月的统计，中山大学在粤东办学的规模为7个学院23个学系，加上研究院、先修班和附中，共计学生3968人。教授、讲师共218人，助教131人，先修班专任教员6人，附中教员19人，基本上维持了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办学规模。
办学旧址
学校本部迁到梅县后，得益于梅县优厚的办学条件，暂得安顿。从粤北逃出的中大学生，也纷纷到梅县、兴宁、蕉岭等各县报到。1945年中大东迁到梅州的办学旧址如下：
校本部及各县通讯处
1945年2月下旬，中山大学先在梅城东较场民众教育馆楼上设临时办事处，不久迁至梅城金山顶县立图书馆。当时，来梅登记员生已有百余人，在途中者约近千人。办事处为来梅员生接洽住宿地点。而校本部借梅县公共体育场（东较场）背的私立学艺中学校舍办公。
3月中旬，除校本部办事处外，中大也在粤东各县设立通讯处并通知全体员生携带证件到学院所在地注册，计划3月16日开始公膳及复课。
文学院
2月下旬，文学院本拟迁到院长吴康的家乡平远，但考察后发现不适宜办学。因此3月中旬，在梅县政府及地方人士的协助下，文学院租借梅县张七凹蔡屋、叶屋为临时院址，并在中华文化学院的院址设立联合办事处，同时通知本院学生到学院办事处报到注册。
由于文学院学生人数日益增加，以致向中华文化学院所借的临时院舍不敷应用。经吴康院长出面，文学院在张七凹附近租赁曾龙岃守成居（位于梅江区城北镇曾龙岃）为新院址。5月22日，文学院将课室、宿舍、办公厅、图书馆等全部迁入守成居，第二天改在新院址上课。
理学院
4月初，理学院院长任国荣在《中山日报》刊登通告，通知学生院址选定在梅县上市大觉寺（当时亦是城西小学校址）。在梅县复课这段时间，留校任教的张宏达等租赁了梅县城西杨屋作为居所，常到梅县城北的广东省立高级农业学院图书馆绘图，贴在讲义上，作为教学参考。
法学院
2月17日，法学院院长胡体乾，教授丘琳，为中大复课之事抵达梅县。梅县卫生院作为法学院的临时院址筹备处。3月中旬，法学院发布通告，决定在蕉岭县路亭圩设立临时院址。
当时的蕉岭为广东省的贫瘠边县。路亭，是离蕉岭县城约十五公里的一个小圩。法学院借文福公学为院址。7月下旬，因蕉岭路亭的环境难以满足教学科研的需求，于是法学院师生在梅县水南乡湾下另择院址，准备搬迁。
工学院
坪石沦陷时，工学院仓促播迁，设备仪器不及抢运。疏散时，罗雄才教授（兴宁人）临危受命，担任工学院代理院长。自抗战爆发以来，兴宁作为粤东工业中心，小型工厂，弥望皆是。罗雄才兼任广东省立兴宁高级工业学校校长，利用该校较为完善的设备和校舍，帮助中大工学院复学。因此，工学院借用广东省立兴宁高级工业学校校舍办公、上课，教师大部分住工校。学生则多租借东坝朱、张、陈三姓房舍及独立山房、培英小学旧址、三朋围大厦等处作为宿舍。
医学院
3月下旬，罗潜（大埔人）被任命为医学院代理院长，在梅县积极筹备复课。30日，罗潜和梅县乐育中学、德济医院取得联络，商借一部分课室宿舍和仪器设备。于是医学院便以乐育中学课室为校舍，以德济医院作为高年级学生的临床实习医院复学。
农学院
东迁前，农学院设在湖南省宜章县栗源堡。1945年初疏散时，教育部电令农学院迁往连县三江镇，设立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并任命教务主任邓植仪兼任分教处主任，主持复课。东迁五华县岐岭的少部分农学院师生也于1945年3月复课，院务由简浩然副教授代理。
1945年7月，中山大学校本部令农学院从连县迁至五华。后经农学院院务会议讨论认为：一是留在连县的师生较多，而且连县教学点的设备更全，在连县开课条件较好；二是路途险阻，再次迁移会带来损失；三是连县招生更容易。鉴于这几点，农学院向校本部建议，将五华县的师生集中到连县上课。
研究院
中山大学研究院是中国成立最早的高校研究院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知名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之一，1945年下设文科研究所、师范研究所、医科研究所和农科研究所。2月，研究院教育研究所迁到龙川城郊正相寺，筹备复课。5月底，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迁至梅县张七凹益智小学二楼，据中山大学研究院教授朱谦之的回忆，1945年4月，他“在梅县张七凹益智学校二楼，设文科研究所办事处，请校添聘教授”。6月，研究院教育研究所由龙川东迁梅城，暂借梅县县立图书馆为院址。
先修班
先修制度是国民政府于1939年所制定，其目的是通过全国各高校开设的先修班，容纳一部分因战时失学、暂时未能进入高等院校的高中毕业生。1945年3月初，中大先修班在梅县大浪口的华南中学借用若干教室作为临时班址。
胜利复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大师生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和梅州人民一起，共同庆祝胜利。在梅县分教处，据当时的中大校友廖国骥回忆：“8月14日下午晚饭时分，收音机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胜利消息，我们终于获得最后胜利，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街头上汇集了高兴得手舞足蹈的人群，祝捷的鞭炮声，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酒楼上饮酒猜拳的吆喝声，人们都给突来的胜利，热望已久的胜利，弄得个个都成狂人。”
9月3日全国举办了庆祝胜利日，梅城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各商店住户，均张灯结彩，悬挂中美英苏国旗，并休假一天，以示庆祝。上午九点，县府钟楼钟声频鸣解除警报，和平之声，传播全市，市民均鸣放爆竹。附城二十里内的乡民，亦云集梅城，大街小巷，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九时二十分，梅城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参加的机关、团体、学校及乡镇共百余单位达2万人。中大农学院黄枯桐教授以顾问的身份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之后，中大师生参加了在梅县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同盟胜利杯男女篮球公开赛，欢庆抗战的最终胜利。
10月下旬，分散在粤东各地的中大师生员工，齐集龙川老隆，乘坐船队，集体乘船返穗，回到阔别七年之久的校园。
结语
中山大学迁粤东办学，是其内迁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而梅州籍客家人在中大东迁复学过程中，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抗战时期中大及其他高校在粤东办学历史的挖掘整理，办学旧址的标识和保护，亟需学术界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发掘这段教育变迁史，保护和活化利用历史文化遗迹，既是对华南师生坚定信念，克服艰难困苦、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精神的缅怀和传承，也是纪念及致敬内迁高校粤东山区父老的重要举措，更对增进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和文化认同，建设共同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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