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中师生

黄启键

程江在渡江津下方汇入滔滔梅江。从渡江津逆流而上，沿着梅州城区往广州的205国道走到一个叫锭子桥的地方，穿过 夹在田垄间的小路，便是被稻田和水圳包围着的幽静校园。

这是我40年前的母校——梅州师范学校，一段芳华岁月永远定格的地方。

有一个话题在长达40年间会不经意重提：为什么要报考中等师范？话题应从1980年的春夏之间说起。那时已恢复高考3年，各地均高度重视教育。同时，却发现乡村小学师资极为匮乏。决策层决定从初三毕业生中招收中等师范学生，毕业后到城乡小学任教，以解燃眉之急。据说，广东省是从这年中考实施此政策的。

清楚地记得，那个中考后暑假在坳背村山野间玩得正欢的少年，接到了乡邮员送来的被梅县师范学校（后改为“梅州师范学校”）录取的通知书，那股兴奋、那种憧憬是何等美妙，仿佛就在那一刻成熟起来。后来得知，同在大埔县的同届同学有43人成为同样幸运的人，梅州市在梅县、大埔、丰顺、平远、蕉岭等县从初中生中招录了200多名中等师范学生。

当时，梅州师范的上一届招录的是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填报志愿自然没法限制，而我们这一届是首次从初三毕业生中招生，且预计竞争激烈。所以在填报志愿前要求考生必须填第一志愿，中师生必须在中考优秀生中录取。因此，当年仅十五、十六岁的少男少女，无一例外地不是凭着中考填报的梅州师范第一志愿而进入校园的。在1980年9月1日开学后，那一颗颗非常单纯的心，在大会小会里接受着老师们灌输的“安教乐教”专业思想。至于当初是因为想尽快跳出农门“脱谷壳”，从农村人口转为公办老师“非农”人口；还是想着读师范包伙食费，且可尽早出来工作减轻家庭负担，实现“割早禾”；或者认为就是想当老师等报考理由，从进入学校后就已不重要了。

我们的老师当然称得上是人师之师。数理化的课堂里，老师们想方设法在枯燥的逻辑推演中把课上得深入浅出，让人回味不已；生物、文选、政治、英语等课程，虽然没有高考压力因素，但老师们从来没有敷衍每一堂课。教育学、心理学和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因为涉及“一专多能”的未来职业方向，老师们授课时表达出的点拨功力自是不菲。上了语文基础课后，讲客家话、潮州话的同学普通话水平就开始不“普通”了。粉笔、毛笔、钢笔的“三字”练习，事关从教的基础技能，老师没少下工夫督查。学业并不轻松，同学也不敢偷懒，相反，对要掌握的“金刚钻”或认准的发展方向，下的钻研功夫更为认真、刻苦。事后我们得知，当时站在我们讲台上的大部分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老师，其中有3位还是副校长。我们的数学老师就是副校长，他只带一根粉笔上课，讲代数的时候要画一个圆，只见他手持的粉笔在黑板上迅速移动，一个大大的圆就呈现在黑板上，精准度不禁令人称奇。他说，当老师的功夫在课外，练习徒手画圆可节省时间用于讲课。心理学老师说：教书育人要从心灵开始，老师上课更是早已摸透了学生求知若渴的心理，调动着课堂气氛……

学校对早晚自习时间的安排是雷打不动的。音乐课刚传授曲谱知识，就要求同学们利用早自习的时间走上讲台轮流教同学唱歌。这样的要求，对我们这些青涩而腼腆的小哥真有赶鸭子上架的感觉。记得是一个周日的午后，翻看着不知从哪借来的《中国青年》杂志，发现其封三页有一首名为《北国之春》的歌，便夸张地打着拍子，生硬地在嘴里嘀咕着歌曲旋律，觉得挺好听。于是，一遍、二遍、三遍地练，竟然可以轻轻地哼唱了。禁不住拍了下大腿，我终于有歌可教唱了。于是找来未经裁剪的大开白纸，用红毛笔写曲谱，用黑墨水填歌词，登台完成了人生首次教人唱歌的经历，内心不禁一阵欢喜。经此历练，人前的羞怯感似乎消退了许多。

面对一群凭优异成绩考入的学生，我觉得，梅师的老师最大的特点还是生怕自己的学生不够优秀。明明知道自己的学生以后的职业方向就是小学老师，但教数学的老师还是要对那么几位数学爱好者“开小灶”，鼓励其成为数学家。其他课的老师，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成为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在全面发展的总要求下，纷纷要求学生拥有突出的一技之长，无一例外地都要掌握多种技能。

音乐老师颇有艺术家风度，充满激情。他不但让学生教唱歌曲，还要求学生每人务必掌握一种乐器。这对经济拮据的学生，或从小生活在贫困山区缺乏艺术熏陶的学生来说，无疑颇具挑战。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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