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迪先： 胡乔木的革命引路人
□廖金龙
曾迪先 (1909-1990),梅江区城北镇人，早年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是胡乔木同志的革命引路人。30多年前，笔者在从事党史研究工作中，有幸协助胡乔木同志找到了失去联系近60年的革命战友曾迪先。最近，在整理笔记时，偶然翻到当时留存的一些相关资料，遂重拾记忆，整理成此文。希望曾迪生和胡乔木的这段鲜为人知的革命情谊，成为我们“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鲜活教材。
胡乔木的“寻人信”
1987年12月中旬，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收到一封由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郑国雄签发的急信，是省委组织部通过省委党史研究室转来的，要求尽可能协助查找“梅县人共产党员曾迪先”，写信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胡乔木同志。信的内容如下：
国雄同志：
托你查找一下梅县人共产党员曾迪先的下落，他活动于（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距今已近六十年了。
他是我参加革命组织的介绍人。1930年底，他在清华大学四年级（经济系），我在同校一年级，他介绍我加入共青团。1931年上半年，他先提升我接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此后，我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曾迪先1931年暑假前毕业，毕业离开北平以后的情况，我至今完全不知道。当时同学中的党员和其他有联系过的党员，凡是活下来我见到过的，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为此，想请你告知组织部有关同志查找一下有关档案，如获结果，盼告甚感。
接受这个任务后，笔者和同事张映平一方面发函与梅州市各县党史研究室和有关老同志联系，请他们提供有关历史资料，尤其是1927-1931年前后相关的人和事；另一方面深入到梅县有关乡村开展调查了解。几个月来，我们陆续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信息，经过分析排查，认为梅江区城北乡上坑村的曾广善很可能就是曾迪先同志。
1988年4月初，我们来到城北乡开展实地调查。经核实，曾迪先就是城北上坑福瑞岗村曾屋人，家名曾广善，旅外读书工作后改名曾迪先。在城北乡党委书记的带领下，我们在福瑞岗曾屋见到了曾迪先的亲族子侄，随后来到梅县城东金盘桥刘屋访问了曾迪先的胞妹曾素娴。在曾素娴家里，我们翻阅了近几年曾迪先给她的亲笔信件和照片。经了解，曾迪先一直住在上海市乌鲁木齐北路，他因患脑血栓半身瘫痪。
我们特地向曾素娴老人索要了一张曾迪先的近照，给胡乔木写了一封详信，一并寄往北京。胡乔木很快给笔者回信：“这个人即是要找的那个曾迪先，感谢你的努力和所做的工作。”胡乔木与曾迪先终于通信联系上了。
在集美学校走上革命路
1989年10月，笔者和张映平趁往南京第二国家历史博物馆查找党史资料的机会，取道上海专门拜见了曾迪先，与他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座谈，详细了解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以及他与胡乔木的革命情谊。
曾迪先1909年3月28日出生于城北上坑村，家中排行第一。他家几代经商，到他父亲这一代已开始败落，他父亲在本村当私塾教师，母亲常于农忙后上山割公式砍柴挑到圩场去卖。曾迪先8岁始在私塾念书两年，后入读梅州广益小学，1923年底他在广益小学毕业，次年春入读当时富有名气的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
集美学校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大部分学生家庭贫困，学习特别勤奋。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师生们思想活跃，追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1920年至1926年集美学校发生过三次“学潮”。第二次学潮发生在1924年5月，曾迪先参加了这次运动，被选为班代表。直接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发生在1926年冬的集美学校第三次学潮。
这年11月，北伐军进占福建同安。27日，鲁迅应邀到集美学校演讲。校方欲借鲁迅在青年学生中的威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埋头读书，但鲁迅却纵谈“五四”以来青年学生运动的精神和意义，称那些想阻挠学生运动的“聪明人”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学生对校长叶渊的专制本已无可忍耐，经鲁迅一鼓动，遂于12月1日全体罢课，成立了罢课委员会，提出驱叶口号。厦门各界成立援助学潮委员会，纷纷致电声援，直至12月18日蔡元培亲自南下调解，学潮才渐渐平息。
共产党员梁绍之、邱泮林是罢课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原是师范部第18组的学生，曾迪先与梁绍之曾一起在学生会编辑过墙报，接触比较多，彼此了解。学潮后，曾迪先经梁绍之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清华园里的患难战友
1926年底，曾迪先三年学习期满毕业。毕业后何去何从？他想考大学，但经济条件不许可，而且在集美学校学的是专业知识，要考大学困难较大。他的同乡教师和同学极力鼓励他报考清华大学，并为他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找到代课之职，他一边代课，一边补习功课。因为英语功底好，他每个星期天抽出时间帮助老师做翻译工作，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经济学书籍。老师出手大方，竟一次性给曾迪先三十块大洋作为报酬，同时表示以后还将继续支持其读完大学。
1927年8月31日，曾迪先启程北上，踏进了清华园。这一年的北京，阴霾笼罩，白色恐怖。3月，李大钊惨遭反动派杀害后，北京城里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大革命失败后，北京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捕或走避、隐蔽，党组织陷于瘫痪。曾迪先几经辗转，直至1928年春才找到党组织并接上党的关系。党组织决定让他和张钦益（同级地下党员）担任清华大学中共党团组织负责人，同时负责城西区各大学校的党的联络工作。这以后，他们经常白天上课，晚上活动。首先找到本校失去联系的原有几位党员，又在同级学生中发展了五六名学生党团员，成立了中共清华支部，由张钦益任支部书记，1929年下半年发展成为党总支，同时对外领导城西区党团组织工作。1930年春张钦益因暴露身份被迫调走，党总支书记改由曾迪先担任。
曾迪先感到交通站交通员的工作十分重要，便把挑选目标放在自己所在经济系的低年级学生中。9月，经济系招收了新生，思想进步的胡乔木（当时学名胡鼎新）就是其中之一。很凑巧，胡乔木几个同学住在曾迪先隔壁房。和曾迪先慢慢熟识后，胡乔木有时会向曾迪先借书刊看，或一起交谈国事。遇到功课上的难题过来请教曾迪先，曾迪先总是热情地帮助他辅导他。
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以后，曾迪先把一本新出版的《世界知识》交给胡乔木，并告诉他：“这是一本介绍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书，送给你，希望你好好看一看。”几天后，曾迪先又约胡乔木谈对《世界知识》的看法。胡乔木说，那里面讲了许多革命道理，类似的书他以前看过，每次看过这些书后，心情就不那么平静，想寻找共产党干革命。他很激动地对曾迪先说：“我猜你是共产党员吧，我要求入党！”曾迪先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说：“好，我介绍你参加革命，先加入共青团吧！”并嘱咐他注意保守地下工作的秘密，服从组织的分配，遵守党的纪律。此后，胡乔木由曾迪先安排，先担任本校地下党的联络员，1931年上半年，又提升为共青团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同时负责城西区团的工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举进犯东北，中共清华党组织利用清华园内旧大楼下的教室开办夜校，宣传抗日。5月，原复旦大学教授吴南轩企图利用阎锡山势力来清华大学当校长。消息传来，全校哗然。根据中共北平市委指示，号召并组织全校学生闹学潮，以石头及臭鸡蛋反对吴南轩进校。吴南轩在国民党当局支持下，以一排军队压阵强行进校，镇压学潮，开列“黑名单”，监视左派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嫌疑人，曾迪先被列为“黑名单”中的首要分子。在此情形下， 他紧急请示上级领导，经同意，于毕业考试结束后即离开清华大学，走避燕京大学，几天后乘车到了南京。从此，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与胡乔木也失去了联系。
胡乔木为他题写墓碑
时间一晃就过了近60个春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曾迪先经历了什么？他1931年8月回到梅县老家，9月受梅州中学校董会的邀请出任教导主任，同时兼毕业班语文教师。1932年9月后回母校厦门集美学校任教，任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两年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先后担任经济研究员和专职编译员，出版《真正资本论》等书籍。抗战胜利后，受推荐先后担任上海大公纱厂总经理等职，1954年大公纱厂转为国营纱厂后担任副厂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2年得以平反后，过着平民的生活。
而胡乔木1931年后辗转斗争，1936年到了延安，之后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1982年当选为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胡乔木始终没有忘记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曾迪先。查找到曾迪先下落后，两人恢复了书信联系。1988年7月7日，胡乔木在给曾迪先的复信中，字里行间充满深厚的感情：“迪先同志，得悉你在离开清华后的种种经历，既是感慨，又是欣慰。1931年分手以来，我遇到过去在清华参加党和团的同志，都一直探听你的信息，一直没有得到。这次承梅州党组织大力寻访，终于有了可喜的收获。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精神上保持安静，后会有期。”
1990年1月初，胡乔木到了上海，1月8日即通过上海市委派上海警备区同志找到乌鲁木齐北路498弄19号曾家时，曾迪先却在1月4日因肺气肿送医院治疗。警备区的同志来到医院看望，并说明乔木同志想来见面，但医院急诊室太杂乱，改约病情稍稳时再来。遗憾的是，只过了10天，曾迪先因心脏病突发于1月18日逝世，终年81岁。胡乔木与曾迪先终未能再见面。
获悉曾迪先去世，胡乔木甚为悲痛，他在1990年3月25日给曾迪先亲属写信，信中说：“他是我参加革命的直接介绍者，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虽然不在了，我仍希望上海市党组织能追认他的党籍。”在胡乔木帮助下，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经过调查研究，于1990年6月4日恢复了曾迪先的党籍。
1990年12月，曾迪先归葬家乡城北镇。胡乔木专门为他题写墓碑“中共党员曾迪先同志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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