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冀岳 桃李三千 诗文一粟
●温 鹏
杨冀岳，1923年出生于今天的梅县区梅南镇官塘村。幼随父亲杨谦我医师在兴宁县生活，并曾经跟随他的舅父、前清廪生傅吟甫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他天资聪颖，博学能文，先后在兴宁一中、梅县东山中学就读，后又考入国立中山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文化大学新闻系执教兼任资料室主任，认识时任广州文化大学教授的著名客家学研究奠基人、学者罗香林先生，因而有机会向其请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乡定居，从事教育工作。在其后几十年中，虽然经过时代大潮的曲折沉浮，历尽沧桑，但是杨冀岳始终初心不改，老而弥坚，秉持一颗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力。
东中求学，与黄药眠成为“忘年交”
青年时期的杨冀岳先生志存高远，关心时事，并常常以诗言志。1940年，正是抗日烽火照遍华夏大地、全国上下奋力抵抗外侮的时候。这年秋天，只有18岁的杨冀岳乘船从兴宁返回梅县，面对梅江两岸的萧萧秋色，他慷慨激昂地写下豪迈诗句：“少年书剑傲群雄，才略风云笑语中。欲驾神龙驰大宙，轻舟且放一帆风。”“江水茫茫江路长，舟人指点说官塘。少年踪迹遍天下，潮海关山即故乡。”“四野星垂宇宙空，剑光英气绕船篷。浩然昂首长天望，灵贯蟾宫化作风。”
也就在这一年，杨冀岳考上了广东梅县东山中学。他认识了本校同学、中共地下党员罗炳权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杨冀岳和不少进步学生受到教育和熏陶，激发了爱国热情和正义感，以及对社会丑恶事物的批判精神。在东山中学读书时，杨冀岳因为思想积极向上，文笔优秀，崭露头角，被推为学生会学术部部长，先后编辑出版了《学生阵地》和《东山青年》等进步刊物，并且经常在当地报刊发表文章，洋溢着浓烈的家国情怀。1943年4月，在东山中学建校三十周年之际，杨冀岳在“校庆纪念特刊”为全校师生发表《献词》，呼吁要发扬光大“东山精神”，以“发展本校、光我中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祖国、对母校的一往情深，被师生们誉称为“东中文胆”。
在这期间，杨冀岳还结识了梅州籍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黄药眠先生（1903-1987）。当时黄药眠先生因受反动政府迫害，由桂林辗转迁徙后回到家乡梅县隐居，曾一度被聘为东中升大班英语教师。杨冀岳此前曾读过不少药眠先生的作品，对这位文艺大师心生景仰并主动登门求教。黄药眠先生对这位青年学生热情扶掖，成为杨冀岳文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启蒙导师，对他的各种问题悉心指教，对如何编好《东山青年》等刊物给予具体指点，并且还应杨冀岳的邀请亲自为杂志撰写了诗作。同样喜欢诗词的杨冀岳依韵与黄药眠先生进行唱和：“少年不谙事，怀里有巨心。羡彼长天月，光明照古今”；“策马天山下，书生有热情。何当扬劲节，慷慨不轻生”。表现出青年学子不凡的抱负和光明磊落的精神气象。不久，黄药眠离梅北上，临行时在杨冀岳请教他的习作本上留下赠言：“去知道生命，而且去爱护生命”（罗曼·罗兰）；“铁锤击碎玻璃片，铁锤练就纯钢剑”（普希金），表达了前辈乡贤对家乡后学的挚爱与期盼。
中大才子，放弃赴星洲返乡执教鞭
1944年，杨冀岳考入国立中山大学。读一年级时，他参加当年由省府组织的名为“青年从军与抗战建国”的论文比赛，获得甲组第一名。省府主席李汉魂致信祝贺，并颁赠“文笔超群”条幅一幅，《建国日报》曾发文报道，因此杨冀岳获得了“岭南才子”的称号。在中大学习期间，杨冀岳经常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在1947年，在中共地下党员、该校学生何锡全等同志的领导下，杨冀岳参加了华南大、中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五·三一”大示威游行。
1947年暑假，杨冀岳认识了兴宁县石马中学的女学生何莹，两人互相倾心，虽然此时何莹已经有“父母之命”的婚约，即已许配给兴宁凌姓富绅之子。在婚期逼近之际，两个深受“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的青年，为了追求自主爱情而一起“逃婚”，轰动一时。杨冀岳与何莹最终结为伉俪，夫妻两人共育有三子两女。
中山大学毕业后，杨冀岳曾在广州文化大学新闻系短期任职。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新加坡办实业的一位亲友意欲延揽他到星洲办报，思考再三之后，他还是谢绝了。不久，新中国成立，杨冀岳回乡，先在兴宁一中任教，接着在兴梅地区专员公署任文教视导，后参与筹办梅县联合中学，任该校秘书、语文教研组组长、高中语文教师。
打成“右派”“黑帮”历尽磨难志弥坚
1958年秋，在“反右”后期贯彻总路线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为人正直敢言的杨冀岳被“补划”为“右派”，因此整个家庭陷入了劫难。由于业务能力强，杨冀岳在“劳动改造”一段时间后，组织上让他继续留在学校工作。据“梅州市优秀教师”、东山中学原语文教师张惠玲在《怀念杨冀岳老师》一文中回忆：“高中三年，我能受业于杨冀岳老师是我的幸运。在我的心目中，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为人谦和而又刚直不阿。初入学时听说他是中山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可又听说他是一个右派分子。在那时，少不更事而又特纯真的我，真的弄不清其中的缘由。”经过三年的教学与交往，张惠玲深感杨先生是一个“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尊重真理、不畏强权、为人率真、教学认真”的知识分子。
“文革”期间，作为“右派分子”的杨冀岳自然被打成“黑帮”成为揪斗对象，戴高帽，剃“阴阳头”，被红卫兵押着游街示众并要他“低头认罪”。此时人们看到，在被揪斗的对象中,脖子挺得最直的那个便是杨冀岳。当然，对这种“又硬又臭”的“黑帮”，造反派会给他更多的皮鞭和棍棒。杨冀岳的子女，曾劝父亲委曲求全，承认“错误”。杨冀岳却批评说，做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并说当时向组织提的建议或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这种在逆境之中始终保持做人的尊严与刚直不阿的性格,为他带来不少苦头。也正因如此，这位补划“右派”后一直留在学校教书的知识分子，竟然成了当地最后一个平反的“右派”。在极“左”路线横行的日子里，也有不少领导与群众佩服杨冀岳的为人，在暗中保护他免于更多劫难。为此，杨冀岳始终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祖国。他坚信生活中好人总比坏人多、正义的东西总会战胜邪恶的势力。
1975年，粉碎“四人帮”前夕的一个冬季，杨冀岳写下一首《冬日抒怀》：“千山落木是霜天，松柏迎冬又一年。笑看黄花耽酒后，喜聆雪蕊报春先。平生问我何长短，毁誉由人说万千。历劫刘郎心未老，风檐展读岁寒篇”。
老骥伏枥，为家乡文教事业披肝沥胆
果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句），随着“四人帮”覆灭，“文革”结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终于得到落实。1978年夏，杨冀岳从地处乡僻的梅县石坑中学，调到新办的嘉应师范专科学校（今嘉应学院前身）任教，参加家乡高等教育学科创建工作，并且连续五年被推举为中文系主任。
年近花甲的杨冀岳面对大好形势焕发了青春，满怀一腔热忱拥抱新时代，有一种加快发展教育事业，要把被耽误的时光夺回来的紧迫感，矢志为家乡教育事业奉献余生的全部力量。他写道：“历史长河滚滚流，几人挥笔写春秋？手栽桃李三千亩，继往开来志不休”。他在任职期间，正是嘉应师专草创时期，在设备和师资条件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作为中文系负责人，他组织中文系教师通力合作，加强业务指导，探索教学规律，不断开拓科（系）建设新局面。
为了形成良好的教学和学风，杨冀岳倡导教学相长、活跃学术氛围、鼓励学生课余参加文艺实践。当年由中文系师生为主组成戏剧社排演的话剧《于无声处》，在校内外引起轰动。由他全力支持创办的大学生文学刊物《百花洲》，成为学子们“练笔、练口、练思想”、贯彻“双百”方针、活跃文艺争鸣的园地，此份杂志在中文系师生共同努力下，坚持数十年常办常新，培养一批专业人才。同时，支持青年教师杨宏海等人发起组织嘉应客家民俗研究会、创办《客家民俗》专刊，吸引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其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最早从事客家研究的团队与报刊。1984年，杨冀岳带领六位同仁倡导发起成立“黄遵宪研究会”，积极参与相关研究。由他指导的学术论文《黄遵宪与民俗学》，在全国黄遵宪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引起关注，成为此次会议唯一入选上海《中国文化研究》发表的论文，并获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
退休后，杨冀岳先生仍然热心家乡文化教育事业，作为梅州市客家联谊会文史研究部负责人和梅州市政协委员，他积极为客家文化事业发展出谋献策。同时，创作了不少诗文作品，放怀歌咏祖国河山和时代新貌。1994年，杨冀岳先生著作《一粟集》由嘉应书社主编出版；2008年《一粟集》经修订后由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再版。此是杨冀岳先生平生所作诗文选粹。时人评曰：“文以载道明义理，选取精华弥足珍”（夏书章）；“桃李三千多国士，诗文一粟有骚魂”（丁思深）。
2003年6月15日，杨冀岳先生因病逝世。生前师友和许多学界、政界的知名人士纷纷致电致信表示哀悼。“披肝沥胆育李培桃树一代园丁典范，博学精研观今鉴古倡客家文化新风”；“诗坛坠健将骚人共悼，学界辞良师桃李皆悲”，这些挽联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杨冀岳先生毕生教书育人、博学能文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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