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水线走向讲台
陈素云
笔名媚子，祖籍陕西周至，深圳市作协会员。当过流水线员工，做过公司文员。后毕业于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任深圳市华南中英文学校初中语文教师。出版散文集《故乡云》。
一
一九九五年春节后，不顾母亲反对，我执意从老家陕西南下打工。我先去的深圳坪山，在一家线厂工作了半年。后来宝安沙井一同学小洁说去她那边进德昌电机厂，德昌厂是港资企业，规模大，出粮准时，要我过去。
那是一个大热天，我辗转来到沙井已是夜里。小洁借来一件厂服，我偷偷混入老乡宿舍。宿舍在南洞村，非常偏远，不远处还有稻田和鱼塘。屋子里又热又闷，能得到小洁的照顾，我却感到很是温暖。
小洁是厂里的质检员，俗称QA，她能干，人缘好，第二天就领着我去人事部报到了。我的车间在五座二楼生产部，很宽敞，十几条流水线整整齐齐，一台台机器像列队的战士，很是壮观。每条线上除了我这样普普通通的线员，还有线长、助线和科文。他们负责整条线上的运作。来深圳之前我没有听说过“流水线线员”这个词儿，在坪山时常听人说起，但真正融入其中后，我才对它有了更真切的感受。在德昌厂的生态圈里，线员比蚂蚁还多，处于最底层，每天两班倒，十二个钟全站着。幸好，在小洁的帮助下，我住在了她的隔壁，下班后还可以一起出去吃吃夜宵说说话。每间宿舍都摆着四张铁架床，上下铺，八个人。我是新员工，自然只能住上铺。我时常担心自己半夜翻身时会掉下来，好几次都从噩梦中醒来。员工宿舍没有热水器，冲凉得从一楼的开水房提水，我住的楼层又高，特别辛苦。职员就不同了，只住四个人，装有热水器，冲凉很方便，伙食也好，令人向往。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记得，我们部门二楼有个开放的办公室。它属于香港主管、大陆主管、文员等，有空调，有茶饮，看上去很是体面。我们这些流水线上的员工一进车间几乎就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部分，整天站在那里不可随意走动，甚至喝水、上厕所都要请假。看到办公室里的人员走来走去，我跟大家一样，就会投去羡慕的目光，渴望着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那样有一个相对体面而轻松的岗位。除了工作内容和生活环境，各工种的厂牌、衣着都不相同。职员的厂牌是竖牌，员工的厂牌是横牌，等级分明。所有人进入车间都必须换工鞋，穿工衣。工衣是身份的象征，标签一样贴在身上。车间里，管理人员的工衣是一件淡蓝色长外套，看起来像风衣，美观大方。我们线员的工衣像做饭时穿的围裙，头上还会戴着工帽，以免头发掉在零件上影响产品质量。那工帽就像紧箍咒一样，常常令我头痛欲裂。即便下班后躺在床上，我也会觉得非常自卑。
时间长了，这种有形的枷锁慢慢就令人麻木了。每条线上的线长都是由老员工提拔上去的。作为一名高中生，我非常渴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熬出头，哪怕当一名线长助理也好。每天开工前，线长都要开会训话，稍不注意就会被她狠批。线长一开会就骂人，几乎每个线员都被骂过。而主管来车间巡查时，也会骂线长。那些日子，几乎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的。每天站十二个小时，单调重复的动作看上去挺简单，但速度快，不能“堆货”，连上厕所都得有人顶替岗位。站的时间久了，我的两只腿都肿了。
更令人难以承受的是转夜班。我进厂没多久便开始上夜班。每天早晚七点对七点，中间半刻钟吃饭。车间对面便是职员宿舍，职员不用上夜班，他们的宿舍里贮存了各种零食，晚上便售给上夜班的员工。每到夜宵时间，线员们双腿酸痛，没时间也没精力去食堂，就去车间对面买面包、泡面回车间拌开水吃，那些食品便从窗口递出来，线员们在楼下排成长龙，场面非常壮观。夜班虽然很辛苦，但不像白天有那么多管理人员盯着，工友们偶尔可以说说话，时间久了反倒喜欢上夜班了。
深圳的天比老家亮得早，七点从车间出来，那些浮肿的眼、蜡黄的脸迎着朝阳，仍透着青春的气息。我们呼吸着室外“新鲜”的空气，走在马路上，在城市的尘埃和汽车的尾气中穿行，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工业园区，并不觉得十分疲惫。女孩们很享受白天的悠闲时光，有的三五个相约去逛街，有的冲了凉在宿舍织毛衣。
我在流水线上干了两个月，慢慢就适应了宿舍、车间、饭堂三点一线的生活。
无论早晚，下班后我和小洁形影不离，有时去逛街。工资也就五六百元，我们省吃俭用，小店里五毛钱一支的冰棍也觉得很甜，五毛钱一个的油粑也觉得很香。花花绿绿的街面很是吸引人，我们却不敢在大街上逗留太久。出了厂门，我们既兴奋又害怕。我们害怕治安员穿着便衣查暂住证，害怕小混混明抢暗扒，害怕小摊贩敲诈勒索。每次出门，我们都要带齐证件，贼一样东张西望。
当然，夜间走出宿舍偶尔也会收获惊喜。那是深秋的一天晚上，在厂区篮球场边，我们偶遇了一个广东梅州的男孩，从厂牌一眼就能看出他是职员。他远远地关注我们很久，过来和我们搭话，后来竟然通过宿管找到我的宿舍。小洁偷偷对我说：“他对你有意思，不知道他家里有没有老婆。”
当时我也没想太多，便试着跟他接触了几次，觉得还聊得来，慢慢就聊上了。这人特别实在，令我感动的是他没有嫌弃我是流水线上的员工，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每天晚上都会提前帮我把冲凉水从一楼提到我宿舍里，宿友们十分羡慕。后来我常常想，女人啊，一桶热水就可能决定她的命运。
二
虽然我恋爱了，生活相对丰富了一些，但毕竟是第一次远离家乡，我仍然常常悄悄在被窝里哭。我很想念母亲。那时候通讯很不便利，来到南方我几乎就和家里断了联系。没有电话，只能写信，平信很慢，来回差不多要一个月。我只能从哥哥的来信中断断续续知道母亲的身体状况。我原本打算在母亲生日前寄些钱回去的。然而，就在那个落叶纷飞的初冬，母亲尚未收到我打工挣的第一笔钱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走得很是突然。那是一个下午，我收到二姐发来的电报，六个字：母病故，速回电。面对这六个字，我来不及思考，几乎快晕倒了，小洁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停安慰我。宿友们不知道我经受着怎样的痛楚，待我慢慢清醒过来，我怀疑那份电报发错了。
我知道二姐非常为难，知道我在外面打工身不由己，虽然电报很贵，她仍多发了一“电”字。这多出一个“电”字，给我考虑的时间，也让我格外纠结。
我火急火燎地踏上了归家的列车，到了村子里，眼前的一切告诉了我事实，亲人们穿白戴孝，我再也看不到母亲熟悉的身影了，横在眼前的，正屋中间母亲的灵柩。二姐告诉我，母亲穿着新衣服，已入殓。我跪在灵堂，失声痛哭。我多么想打开棺盖看母亲最后一眼。
母亲下葬前，我每天都围在她身旁。我只希望和母亲多待一会儿，我想好好跟母亲说说话。我不知道我都说了些什么，不知道母亲听见没有。那几天里，我茶饭难咽，不愿踏出家门半步，不愿抬头看任何人。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啥模样。母亲下葬那天我哭得天昏地暗，我知道任我怎么哭也哭不活我的母亲了，但我还是痛哭不已。当母亲的灵柩就要被抬出家门的那一刻，我发疯似的扳住不放。我的心在滴血。我无法想象在母亲临终的那一刻，我仍在深圳德昌厂的流水线上忙活。母亲就这么走了，没留下一句话。随着送葬的人群到达母亲的墓地，我不顾一切跳了进去。我甚至想陪着一起离开人世。人们把我从母亲的墓坑里拖上来，我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棺材被一锨锨黄土掩埋。
母亲走了，我的心也空了。周至的初冬已冷了，虽然我在南方待的时间不长，却突然觉得家里少了母亲，也少了温暖。父亲早年就走了，眼下母亲也走了，我觉得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村人用同情的目光看我，他们觉得我很可怜，年纪轻轻还没成家就没了父母。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可怜，在家靠父母，这父母都不在了还有什么靠处？在外靠朋友，外头的生活又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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