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机工殷殷家国情 忆我的父亲利汉平
●利果林
我的父亲利汉平，广东梅县人，是1939年4月回国的第4批南侨机工队员。
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日
我的父亲于1910年3月出生于泰国，在家族中已是第三代华侨了，但三代都依然是中国人。少年时期，他和我祖父母、叔叔生活在一起，主要靠祖父开百货店维持生活。他在读完小学后便去车行学开车和修车。17岁起，他自己先后在泰国和马来亚等地承揽运输业务，后又到我大姑父任职的柔佛州某锡矿公司工作。1931－1932年曾随祖父回老家梅县乡下建造新屋。后于1935年在老家结婚，不久便又返回南洋，在吉隆坡开了自己的车行，以修车为主兼收徒培训。其间，他因业务关系经常来往于曼谷和吉隆坡之间。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洋各地华侨华人高度关注祖国抗战的进展情况。在各地侨领的宣传和推动下，南洋广大华侨同仇敌忾，纷纷走上街头严斥日寇暴行，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援祖国抗日的募捐活动。我父亲先在泰国和我祖父、叔叔以及许多华侨华人一起，自愿捐款、捐物，后来我父亲还在吉隆坡车行开展汽车义修活动，把一个月的修理费直接捐出，得到同行的支持和响应。
参加南侨机工团回国抗战
到1938年中，群众的募捐活动更是如火如荼。因为此时的日寇已占领了中国沿海大多数港口城市，中国的国际通道被切断。在此紧急关头，云南20万人民全力以赴，在九个月内修通了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了当时唯一能通达国内的运输生命线。公路开通之时，需要大量熟练司机。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急国家之所急，于1939年2月7日发出通告，征募南洋华侨中的机工，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开赴滇缅公路抢运急需的抗战物资。通告一经发出，报名者踊跃如潮。仅用十天，就组成了“八十先锋”，第一批开赴滇缅公路。随后，第二批机工207人于3月13日出发，第三批机工595人于3月27日出发，第四批机工508人分别于4月5日和10日出发。至此，仅两个月内回国机工已达1390人。至当年8月第九批机工队员到达昆明后，南侨机工总人数已近3200人。
我父亲是以“驾修两能者”的机工身份参加服务团第四批回国的。但他的报名和成行也经历了一番曲折。原因是他不敢向我祖父提出此事，因为祖父当时已年届花甲，为修好老家房子，早已交代由父亲继续主持完成。父亲去参加回国服务团，势必违背祖父的交代；如果不去，则违背自己的抗敌志向。但报名回国又一定要有担保，思来想去，父亲只好去找我大姑父帮忙。可大姑不同意，说：你为支援祖国抗战已做了不少事，以后继续做就好，何必一定要去滇缅路？再说你的小孩才3岁，弟媳很辛苦的，你要多照顾才对。我父亲说：国家遇大难了，总要有人去分担，现在需要我们司机，我就一定要出点力！我也想过，如果不去，可以有很多理由，但要去的话，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到前线抗敌！大姑见我父亲态度坚决，说的也有道理，内心也觉得弟弟有志气有爱国心，便让大姑父为我父亲作了担保。父亲终于遂了心愿，立即约了友人一起到雪兰莪报名，成为第四批回国的南侨机工队员（在我父亲出发去云南后，大姑才把实情告诉我祖父。祖父听后倒还开明，只说了一句：有这份爱国心，就随他吧）。
1939年4月，第四批南侨机工到达昆明。经过短期军训后，父亲和一部分队员被分配到第17大队服务。从1939年至1940年，主要在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1940年下半年后，父亲所在车队的任务，主要改由昆明转运物资至贵阳，然后再中转运往其他地方。当年的物资中，除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由海外华侨华人捐献和外国援赠的汽车零部件。除安排一部分在昆明组装外，其余都运往贵阳组装。据说，为此还专门建了机械修理厂，负责组装成整车后交付内地使用。我父亲除参加运输外，也还经常被调去参加组装和试车工作。
变着花样智斗敌机
我父亲曾经感慨地说过，南侨机工在滇缅路或贵昆路上开车，很辛苦且风险极大。除了路况不好，行车艰难外，后来还经常遭日机的追击和狂轰滥炸。对此，许多机工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与敌机斗智斗勇。我父亲有一年回老家和乡亲相聚时，给大家讲了一件智斗敌机的趣事：一天他和助手将满载物资的汽车开到高山路段时，突然发现日机跟踪而至，在前无避险之所、后无可退之路时，他们一方面紧盯敌机飞行方向，一方面开足马力快速前行，一旦发现敌机准备俯冲时，就立即紧急刹车造成一团黄尘滚滚向前，敌机即朝黄尘冲去投下炸弹，而他们的车却完好无损。我父亲和其他司机一起，总是变换着花样对付日机的轰炸扫射，往往屡试不爽，有惊无险。
在跑贵昆线时，一定要经过晴隆境内的24道拐。这段路并不长，据说不到十公里，但路窄急弯多，且修在高山之巅，故相当艰险。父亲所在车队运送物资经过24道拐时，一般都是多辆结伴而行，以备万一发生事故时互有照应。父亲在向乡亲谈到这里的艰险时，曾以老家兴梅公路上的“南蛇岗”作比，使大家一听就明白它的艰险了。父亲还在聊天时谈过，在滇缅路或贵昆路上开车，最怕遇到三件事：一是怕夜里行车时，汽车坏在荒山野岭；二是怕下雨，不光是路滑，下大雨后还会形成大大小小的深坑，使汽车寸步难行：三是怕后勤保障差，长途行车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然而这些情况却时有发生。难能可贵的是，南侨机工们从不怨天尤人，而是时刻记住这是条“生命线”，记住自己“重任在肩”，国难当头，抗日救国的情怀支撑着他们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安全地、快速地把物资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1941年春，广东战事吃紧。父亲所在车队接到命令，要往广东多个地点运送抗战急需物资。他和一位梅州籍的助手同车，将数吨物资运往兴梅地区某接收点。任务完成后，就近回了老家两天。亲人相见，分外高兴。当我妈说：儿子明年就要上小学了，父亲听后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微笑着说：明年我送你去上学好不好？我睁大眼睛点了点头，心里却想：这话算不算数呀？父亲回家也还记挂着祖父关于续建房子的嘱咐。他曾站在屋基地边，看到已堆放了好几年的一千多块土砖，一大堆已拌好的三合土，还有那已经硬结了的一桶“洋灰”，久久沉默着。
父亲他们返回运输处后，他所在车队好像就长驻贵阳了。但他们仍然经常从昆明（偶尔也从腊戍）转运物资到贵阳，就这样继续翻越着24道拐的艰险，一天天不停地完成着在自己心里很神圣的任务。
抗战胜利，留在贵阳
1942年，日寇已占领了南洋的好多地方，并加紧对缅甸的进攻，意图从缅甸攻入云南，进而控制中国的大后方。时至5月，日寇已进逼到西南边疆。为阻止日寇渡江东进，政府守军奉命炸断了交通枢纽惠通桥，滇缅路上的运输被迫中断了。一时间滇缅路秩序发生了混乱，分散在惠通桥东西两岸的南侨机工已无所适从，也无人管理。我父亲也和许多机工一样失业了，为了生活只能设法另找出路。父亲和一些朋友利用自己的特长，在贵阳临时做一些修车和运输的业务，等待着有关部门的关照和管理。
这年的六七月间，父亲又回了一次老家。当年的初春我二弟出生了，父亲要回家看看。同时还做了两件他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是要送我上小学，为我“开笔”“开读”；第二件事，是促成了我的堂哥利琼林和同村的另两位青年利炳田、利阿图，一起去当兵参加抗日。堂哥三人于当年8月正式入伍，立即就开赴抗日前线去了。
此后的几年，父亲几乎每年都会回老家一次，停留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为家里操持了不少事。
最让人兴奋的是1945年，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全村人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父亲是9月底才回到家的，村里人得知后都来看望，还特别喜欢和他聊天，喜欢听他讲故事。一天，他的好朋友利益三等几位来我家拜访，进门就直呼“欢迎英雄回家乡来！”一时间大家都鼓起掌来，我父亲只好连连点头鞠躬感谢大家的厚爱。
祖母问父亲：战争结束了，是回南洋还是回家乡来？父亲没有肯定什么。1946年，父亲决定留在贵阳，便于初夏时节回家接了我妈和三弟去了贵阳，而我和二弟则留在老家祖母身边。
普通劳动者的家国情怀
我有8个兄弟，都是父母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抚育长大成人的。父亲常常提到，国家国家，先国后家，有国才有家。好男儿去当兵卫国，同时也就是保家。所以，我在1953年春报名当兵时，父亲给我写信表示称赞和支持（后我因身体问题未获准入伍）。1963年三弟获准应征入伍，父亲非常高兴地照了全家福，表示对三弟的祝贺和欢送。父亲于1965年2月因病去世。之后，五弟和小弟都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成为光荣的军人。
我的父亲，他一生的职业就是汽车司机，很普通的一个劳动者。但是他以自己精湛的技术，和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国家安全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同时也尽可能地悉心呵护自己的家庭，体现了一位普通劳动者浓浓的家国情怀，体现了一个中国男儿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崇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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