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元荣：生财有方 散财救难 曾因积极义捐支援祖国抗日被拘禁在集中营3年
●郑来发
丘元荣（1897-1978）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尼巴城（今雅加达）著名的客家籍华侨企业家、慈善家和爱国侨领。
善于经商，事业有成
丘元荣，广东梅县雁洋长教村人。年幼时就读于乡村中的“永捷学校”，勤奋好学，笃实敦厚，深为叔父丘燮亭（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创办人）之赏识。1913年，16岁的丘元荣应叔父之叮嘱下南洋，初在叔父开设的“联兴公司”当店员。其时任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会长的丘燮亭为历练侄儿的才具，便让他从店员做起，协助料理商务。丘元荣在店中工作刻苦耐劳、虚心请教，并参加“华文夜校”的补习。经过多年的磨炼，丘元荣在叔父的精心栽培下，崭露头角，于1930年自行创立“荣盛有限公司”，专营棉纱、布匹、丝绸、汇兑，自任总经理。他还任巴达维亚银行董事。不久又在印尼泗水、井里汶等地设立“荣盛分公司”。随后，又创办“联荣公司”和“丘元荣织造厂”，业务发展到新加坡、曼谷、香港、上海及印尼各埠。在事业有成之后，丘元荣更是高瞻远瞩，看准上海、香港是国际市场的商贸中心，商机无限。于是，他与堂弟丘陶荣、丘佐荣（丘燮亭之子）一起通力合作，在上海和香港先后合股创设“荣南兴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事业如日中天。与此同时，他又在上海开办“巴华笔厂”，生产的两用笔前为自来钢笔后为毛笔，美观实用，风行一时。
热心侨团，担任要职
丘元荣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商发迹后，他经常说：“操经济权衡者，不患散财之多，但患生财无方；能生财，则愈散而愈聚。”又说：“来于社会之财，须用之于社会。”
丘元荣在商贸业上锐意经营，长袖善舞，成为印尼华侨工商界之巨子。他首倡成立巴达维亚华侨公会，创建华侨公学，开展华侨教育，并出任华侨公会首届会长。1934年，荷印政府施行输入限制政策，丘元荣又出面组织荷印华侨输入商总会，得到众侨商的响应，他被推为第二任主席。自有该会以来，华侨输入商受益不少，凡有关于输入商的公共事件，均可在会内商定议决。当时，荷印华侨输入商总会还在泗水、望加锡、三宝珑设有分会。
丘元荣还被推举为巴达维亚中华商会第21至22届主席，并担任中华会馆顾问、巴城义平学校学务委员长、巴城养生院副主席等职。
抗日救国，一马当先
1937年夏，丘元荣在香港料理生意，“七七”事变后，他返回巴达维亚，广大华侨推选他任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主持筹捐事宜。其时他身兼印尼三大侨团之领导，公而忘私，竭智尽心，号召全体侨胞踊跃输将救国，组织侨胞捐献源源汇回祖国，对振奋抗日士气，功绩卓著。当时，民国政府发行5亿元的抗日救国公债，丘元荣积极响应，当即以“荣盛公司”名义认购6万元，一时传为佳话。1938年10月，星洲举办“南洋各属华侨代表大会”，丘元荣被推举为巴达维亚首席代表率团赴会。
1939年冬至1940年春，丘元荣和庄西言等侨领共同发起了捐募金鸡纳运动。他以身作则，率先首捐10万粒。在他的带动下，巴城华侨捐献金鸡纳的热情十分高涨，近半年时间就募捐了1亿粒金鸡纳，足够500万人服用。
1939年的“七七”献金运动中，巴城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发售纪念章1万枚，每枚售价至少荷币1盾，将所得之款悉数充赈。该会决定扩大募集义捐，将全城划为20个区域，由该会全体委员分别负责各区。丘元荣和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亲自负责第二区域即小南门早市场一带。这一天，华侨至少募足10万元。
1939年12月，中国抗战时局恶化，上海已成孤岛，刘海粟接受了印度尼西亚侨领范小石、丘元荣等人的邀请，远赴南洋举行筹赈义展，支援抗日。1940年1月20日，刘海粟携一批作品在巴城参加“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展览在当地中华总商会开幕，由葛祖总领事、慈善会主席丘元荣主持开幕式。共展出刘海粟、王济远、朱文侯、吴杏芬等人的作品342件，还陈列了吴昌硕、王一宁、康有为等12人作品数十件。其间义卖收入超过30 万盾，款项全部寄回贵州红十字会转给前方抗日将士。展览会同时出版了《巴城现代中国名画展览筹赈大会特刊》，丘元荣为特刊作序。
1940年，丘元荣的母亲71岁寿辰时，他将节约祝寿费用1万元捐助祖国抗战，并将亲朋好友所送的贺礼20万元国币全部移作赈费，受到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的传令嘉奖，并题赠丘母匾额一面曰“景福遐龄”。1941年4月，丘元荣回国时，又慷慨捐100万元国币。
荷印华侨在抗战期间捐资赠药颇巨，这跟丘元荣以及庄西言等一大批爱国侨领的组织领导与带头捐献，是分不开的。由于丘元荣在侨居地为祖国抗日赈灾贡献良多，应民国政府之特别邀请，返国到重庆陪都开会，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褒奖有加。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委任丘元荣为“海外部委员”。
1942年，日本侵略军南侵，雅加达沦陷。日寇获悉丘元荣爱国抗日，便穷凶极恶地将他与全爪哇之侨领共500多人一起关入集中营拘禁，并将他主持及投资之4家公司、1间工厂强行接管，内中的存货、财物等全为日本侵略军掠夺一空，仅布匹一项就达1千多箱。在集中营拘禁期间，丘元荣与其他侨领，被日寇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普天同庆，欢呼抗日战争胜利。丘元荣与全爪哇被拘禁在集中营的500多名侨领一同恢复自由。
慈善公益，不遗余力
出狱后，丘元荣热心社会公益的精神，并未因日寇残酷打击而消沉，反而愈加奋发。他积极联络雅加达的福建会馆、广肇会馆、华侨公会、洪义顺公会及新明会等各社团联合组成“中华总会”，他被推举为首任主席，领导全体华侨共谋福利而不懈努力。
当时，印尼各岛交通尚未恢复，百业萧条，战乱频仍，各地动荡不安，受难侨胞流离失所，逃难到雅加达者甚多，亟待施救。当丘元荣目睹难侨流落街头的惨状，心急如焚，当即放下自身生意，组织人力全力施救，在中华总会下属特别设立“救济股”，专办难侨救济事宜，经办食堂，寻觅住地，先解决流离失所的侨胞之温饱问题。同时，他向当时政府力陈建议，请求拨出专款救济，对难侨分发物资或现金受惠，从而使2万余户10多万难侨得到救济，或安置于雅加达居住，或返回原居住地谋生。此一善举，为同侨们津津乐道，传为口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丘元荣面对百废待举，应以经济复兴为本，振兴华教办学育才亦为重要。于是，他与同甘苦共患难的司徒赞等侨贤，在福建会馆、华侨公会、广肇会馆等侨团支持下，积极筹办雅加达联合中学，后易名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他任巴中第二届董事长。
丘元荣还协助创办中山中学和印华高等商业学校，并兼任八华学校董事。他还于1949年、1951年至1958年分别担任雅加达养生院四届副主席，为社会公益事业殚精竭虑。
丘元荣一向热心桑梓公益事业。 1931年，他闻讯家乡梅城兴建梅江桥当即捐款资助。1937年他由印尼回乡省亲时，与丙村的父老乡亲商议兴建丙村锦江桥，被推举为建桥名誉董事长。在第一次董事会议上，他与堂弟陶荣、佐荣3人即席认捐3个桥柱和桥面的建筑费，对建桥所需的水泥、钢材，由其香港的“荣南兴公司”负责购运，建桥的其他费用则由其堂兄弟3人负责在南洋募捐，使该桥得于1948年建成通车。而兴建松口梅东大桥时，他除认捐1孔整体之费用外，并协助在雅加达筹款支持建造。1939年秋，香港南华学院设在梅县，院长钟鲁斋赴雅加达募捐，丘元荣带头捐款并积极协助筹募。1941年他被推举为南华学院副董事长。1949年梅县松口国光中学筹募建校资金，派员到南洋筹款，得到丘元荣等侨贤的大力支持，集资了20余万元。此外，他对东山中学、丙村中学、华侨中学建设等均鼎力相助。其爱国爱乡义举，深受家乡人民赞誉。
谁料，时移世易。 1958年，印尼苏门答腊岛兵变，苏加诺总统发布戒严令进入紧急状态。曾因抗日救国而被日本侵略者关进集中营近三年的丘元荣，这次又蒙不白之冤被印尼军队拘禁监狱达一年半。他在雅加达的“荣胜公司”亦惨遭查封，一年半解封后只得忍痛拍卖。
丘元荣育有八个子女，男四：福锦、福亮、福顺、福明，女四：以梅、兰、菊、竹为名。1978年5月2日，丘元荣因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在印尼雅加达逝世，终年82岁。当时，雅加达中华商会、留台同学会、侨务委员会、孔教会、中华航空公司雅加达分公司等领导成立治丧委员会，于5月11日举行堂奠旋安葬于文登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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