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为天” 我的童年时光之三

梅州日报 2019-09-09 10:35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当时吃着“高尚的”商品粮,虽然不至于饿肚子,但是顿顿吃米饭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按人头配给的大米重量,是必须按一定的比例配杂粮的,大人去粮店籴米,都要配两个袋子,一个袋子装大米,一个袋子装诸如木薯干、地瓜干、粗麦子、老玉米,家里隔天就要吃一顿杂粮。杂粮吃多了,我开始便秘,七八天屙不出屎来。

母亲于是带我去找了一名老中医。我和母亲走进他家门时,老中医正凝神和别人下象棋,见我们母子进来,他用手指了指身边的一把椅子,母亲把我抱上椅子,并顺势把我的手放在桌子上的一个小枕头上,老中医习惯性伸过手来,手指搭在我手腕的脉门上,眼睛却仍死盯着棋盘,良久才喃喃自语道:“坏坏坏!”母亲惊吓不小,连忙追问道:“小孩得了什么病?”老中医却继续死盯着棋盘说:“没救了!没救了!”这下可把母亲吓坏了,近乎吼叫地说:“我儿子只是屙不出屎来,怎么就没救了?”老中医这才从棋盘上回过神来,一脸的尴尬,讪笑着对母亲说:“我说的是象棋、象棋,不好意思。”说完才正儿八经地帮我把了下脉,然后对我妈说:“小孩屙不出屎没事的,回去吃两调羹山茶油,在屁股上塞一小块香皂,很快就可以屙了。”母亲回去捏着我的鼻子灌我吃进去两大调羹山茶油,然后把我放翻在她的腿上,扯下我的裤子将一小块肥皂塞进我的屁股。但是这种令人痛苦难耐的土法,根本无济于事,无奈之下母亲只得把我带去医院洗肠,洗完肠直接在医院的厕所里蹲了半个小时……这次便秘的痛苦,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以致现在听到一些所谓养生专家胡吹吃红薯、芋头、玉米如何防癌抗衰老,我都一律嗤之以鼻。

零食对于孩子来说,永远都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高贵”如梅南街的孩子也不能例外,而且什么都敢吃。那些房前屋后的龙眼、巴勒(番石榴)、橄榄,果实还远未成熟,就已经被我们扫荡一空。大夏天里只要捉到了野蛦(知了)、牛眼蛾,就直接放瓦片上,用火焙熟了吃掉;若在梅江河的石隙中摸到小虾,把虾头摘了,也塞进嘴里吃掉。

其实对我们真正形成巨大诱惑力的,还是糖果店玻璃罐子里的七色糖、大白兔奶糖、鸡脾糖、月鸽蛋,还有饭店里的雪枝(冰棍)和门口用大铁锅煮着、隔着老远就能闻到香气的肉丸,再还有就是小摊上的仙人粄、腌萝卜、腌黄瓜和卤牛杂。每天放学时节,也是最饿的时候,看到这些零食,心就像被狗舌头舔过一样痒得难受,自己都能听到喉咙里咽口水的声音。为了吃到这些令人神往的零食,我积极主动地把大姐的单车擦得锃亮,帮奶奶洗碗筷,帮母亲做蜂窝煤,来换取少得可怜的零花钱。在寒暑假里,几乎每天都要在清洁工上班前起床,沿街捡拾龙眼核、橘子皮,回家洗干净晒干,在假期结束前,卖到收购店里,换得一元、两元钱,然后便去街上尽情“挥霍”。第一站先到东较场的红门楼,那里离收购站近,花一角钱吃一碟只有十小片的牛杂。先用牙签将牛杂插好,并用手把牛杂弯成船型,目的是可以让牛杂沾上更多的辣椒酱,然后再放进蘸料罐中,搅和一下,拎起来放进嘴里,咂巴着嘴慢慢咀嚼。一碟牛杂吃完,嘴里已经辣得冒火一般,只好张大嘴巴“哈嗤”“哈嗤”地喘气,感觉真爽。吃完牛杂,走过梅江桥,再花一角钱去饭店里吃一碗上面漂着绿油油的葱花、香气四溢的肉丸汤,汤里浮着两粒比大拇指略大一点的肉丸,用筷子夹起肉丸咬一小口,然后啜一大口汤,吃得满头大汗。末了,还要留一小口肉丸在碗里,要服务员再加一勺汤,然后才一口气吃完,放下碗筷的同时,还心满意足地呵出一口长气。如果是夏天,还要再花八分钱买两支头上带红豆或绿豆的雪枝,左手拿一支,右手拿一支,迈左步吮一口右边的,迈右步吮一口左边的,志满意得地回家。说实话,现在即使吃着诸如鲍鱼、燕窝、鱼翅、龙虾之类的佳肴,也找不回那种感觉了。

这种无忧无虑、无所畏惧的童年生活,随着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一声春雷戛然而止。梅南街的晚上从此少了孩子们的嬉笑声和呼喊声,取而代之的是从家家户户窗口飘出的琅琅书声。

离开梅州20多年了,回去时偶尔也会去梅南街走走。现在我已是梅南街的陌生人了。但在梅南街的童年岁月、岁月里的故事、故事里的小伙伴们,却时时令我魂牵梦绕。(程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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