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客家人渡台与过番的悲歌 从客家民歌的视角看民系的坚毅开拓精神

●兰寿春

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迁徙，历来是无奈的选择。唐宋时期，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部分中原汉人千里跋涉南迁到赣闽粤边区，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而形成客家民系。到南宋宝祐（1253-1258）年间，由于中原汉人大量南迁入闽，汀州人口达到百万之众。如此大量的人口，在元代就出现第一次客家人的内部大迁徙——顺汀江而下，前往梅潮地区，粤东客家人口大增主要就在这个时期。在人口膨胀之后，为了谋求生存发展，清代许多客家人又开始新一轮的迁徙，其中一东一南两个目标，就是渡台、过番。本文从反映渡台与过番的客家民歌视角，阐述客家民众迁徙的悲欢离合，以及客家民系在艰难困苦时期的坚忍与开拓精神。

十寻亲夫过台湾

康熙后期，平定台湾明郑政权之后，朝廷鼓励福建、广东百姓前往台湾开垦，这项移民“招垦运动”一直持续到乾隆时期。永定下洋中川村人胡焯猷（1693？-1771？）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前往台湾淡水新庄定居，在开垦兴直堡时又多次回乡，动员叔侄亲戚前往共同开垦，并随他定居台湾。永定高头乡江氏各房族谱所载，康熙后期海禁既开后数十年间，江氏族人赴台者达460人之多。而张化孙公、李火德公后裔在上杭、永定、武平和广东镇平、大埔等地渡台者更是不计其数。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立台湾府，到光绪十一年（1885）正式设立台湾行省的200年间，台湾府一直隶属福建省管辖。有一位官员，往返于台湾和汀州两地任职，他就是江西南昌人曾曰瑛（1708-1753）。曾曰瑛于乾隆十年（1745）任台湾府淡水同知，兼摄彰化知县。他任内建白砂书院、城隍庙，《台湾通史·循吏列传》载：“彰化文教之兴，曰瑛启之也。”这则信息，可以看出曾曰瑛对彰化县的文教事业有开拓之功。乾隆十三年（1748），曾曰瑛因治绩显著，擢升福建汀州知府。在汀州知府任上，他修龙山书院、筑教场堤、主纂《汀州府志》，府志所在地长汀县成为一片繁华之地。

朝廷看中曾曰瑛的才干，乾隆十八年（1753）又将其调任台湾知府。汀州人爱戴的知府曾曰瑛赴台任职，对当时向往“招垦”台湾的客家百姓来说，无疑是增强了信心和亲切感。但是，康熙乾隆时期老百姓从大陆去台湾并非易事，有一首民谣：十人想去台湾府，五人病死在路途；三人吓得回家转，只有两人留台湾。康乾时期的台湾，正处于大量移民开发阶段，瘴疠、疾病、蛇虫危害着“水土不服”的“招垦”移民，因此，或病死、或回转的人确实很多。一首流传于闽粤边区的客家民歌《十寻亲夫过台湾》，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

一寻亲夫过台湾，打算出门爱借钱。

先日话郎容易转，唔知今日见郎难。

二寻亲夫就起程，包袱伞子紧随身。

辞别叔伯并兄弟，出外寻夫好苦情。

三寻亲夫到三河，三河司官盘问多。

妹子低头唔敢讲，衣袖遮口说寻哥。

四寻亲夫出三河，使去盘银十分多。

街头人问哪家女，抛头露面唔奈何。

五寻亲夫到潮州，看见潮州百般有。

恁好东西冇心看，急急忙忙路上溜。

六寻亲夫到连城，行到城里二三更。

睡到五更做个梦，梦见亲郎打单行。

七寻亲夫到厦门，厦门接客乱纷纷。

三更半夜落船上，几多辛苦为夫君。

八寻亲夫坐火船，几多辛苦不堪言。

海浪打船风又大，头昏胸闷冇人怜。

九寻亲夫离船舱，唔知亲夫在何方。

唔知亲哥哪个屋，见郎唔得心就慌。

十寻亲夫到台湾，一见亲夫开片天。

两人牵手来去转，好比三岛遇神仙。

福建客家人要“招垦”去台湾的话，一般走“正港”——官方的厦门港口，因为台湾同属一个福建省，所以在这里办理手续方便，费用也便宜。但是，闽粤交界的永定县、武平县距离厦门路途较远，许多人就愿意顺汀江而下，到大埔县的三河坝，再坐船沿韩江直达潮州，在柘林港偷渡到台湾。广东梅州一带的客家人到福建厦门也很远，路费贵，因此，广东客家人更多的是从潮州去台湾。上述《十寻亲夫过台湾》女主人公的寻亲路，开始走的就是潮州去台湾的路线。当发现潮州的柘林港是偷渡港口、不安全之后，便返回福建，从连城到厦门，走官方的“正港”，乘坐现代化的“火船”，终于安全抵达台湾，找到了亲夫。这位客家妇女“十寻亲夫”的坚毅精神令人佩服，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客家人“渡台”创业的艰辛与苦难。

阿哥出门去过番

朝廷“招垦”之外，闽粤客家百姓前往南洋一带从事采矿、割胶、垦殖或者经商的也很多。明成化年间就有汀州长汀人谢文彬因贩盐下海而在暹罗国（今泰国）定居的传奇故事。随着海禁的开放，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经商、务工的闽粤客家人越来越多，到康熙后期，仅永定就有胡、曾、游、李、马等姓氏族人在南洋发展。1795年，旅居马来西亚槟榔屿的闽粤客家人创建了第一个“广东暨汀州会馆”，随后，各地客属社团、同乡会、会馆相继成立，大家发挥同舟共济、团结互助精神，“过番”的客家人也就越来越多。永定下洋中川村人胡子春（1860-1921），13岁随乡亲远渡马来西亚谋生，当过商店学徒，后经营锡业，成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锡矿企业家，人称“锡矿大王”。也是永定下洋中川村人胡文虎（1882-1953），其父胡子钦、弟胡文豹都在缅甸仰光从事医药行业，所经营的“永安堂”发展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研制的虎标“万金油”“八卦丹”驰名中外。

闽西汀州与广东潮梅地区山水相连，汀江韩江“日上三千、下八百”的发达航运，也使闽西客家人对广东沿海以及南洋的信息并不闭塞，尤其是与广东镇平（今蕉岭）、大埔相邻的永定、武平二县，百姓平时就与潮汕来往频繁，因此这两县“过番”的客家人就相对更多。道光版《永定县志》载永定“金丰、丰田、太平之民，渡海入诸番，如游门庭。”下面两首民歌就是产生于这种背景：

长汀山歌：

送郎出门下广东，老妹叮嘱三两宗。

嘴燥唔敢食冷水，坐船唔敢吹夜风。

永定山歌：

一条裤带过番邦，两手空空敢飞天。

唔怕吃尽苦中苦，自有无穷甜上甜。

明知“过番”经历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客家人仍然勇于前往，这在当时是一条谋生之路，是对外面世界的一种向往，更是一种开拓精神。民国版《大埔县志》的一段记述很能说明这种现象：“山多田少，树艺无方。土地所出，不给食用。走四川，下南洋，离乡井，背父母，以蕲补救，未及成童，既成游子，比比皆是。”

当然，许多 “过番”的客家人并没有像胡子春、胡文虎那样获得辉煌成功。由于漂洋过海、信息难通、前途未卜，尤其“过番”时间长，一去多年难有音信，更多客家人演绎着母子离别、夫妻思念，甚至生离死别的种种悲剧。反映这种移民生活的客家民歌不在少数，比如《阿哥出门去过番》：

阿哥出门去过番，穷人眼泪洒不完。

恩爱夫妻今日散，鸳鸯两地各孤单。

阿哥出门去过番，好比飞鸟入深山。

目汁流像河中水，同情分手舍情难。

阿哥出门去过番，老妹送郎到海滩。

双手攫紧郎衣角，问哥几时回唐山。

阿哥出门去过番，日思夜想想唔完。

一日唔得一日过，好比利刀割心肝。

阿哥出门去过番，早晨望郎日落山。

一东一西相思苦，见天容易见郎难。

上述山歌中，“老妹”送别“阿哥”，“双手攫紧郎衣角，问哥几时回唐山”的细节，传神地表现出女子与丈夫分离时的愁肠百转、难分难舍。“一日唔得一日过，好比利刀割心肝”“一东一西相思苦，见天容易见郎难”，朴素的比喻，生活化的口语，写出分别的相思之苦，既生动形象，又感人至深！

客家男儿敢于到南洋经商打工“闯世界”，这是客家人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精神的体现。但他们离别爷娘、抛弃妻子来到南洋之后的情景又是如何呢？民歌《过得番来更艰难》这样唱道：

家里贫穷望过番，过得番来更艰难。

三年同人做新客，日里难熬夜难挨。

讲起过番我就愁，挑到锡泥过浮桥。

千转过得莫高兴，一转失脚就勾勾。

男人“过番”，他们背后的客家妇女更多的则是温柔贤淑地默默相送，以及长年忍受孤独相思的等待：

妹送亲哥到汕头，一看大海妹心愁。

大海茫茫有止境，妹想亲哥冇尽头。

客家民歌还用男女对唱的形式，表现离别之后双方的相思之苦。山歌《相思苦》写道：

女：

日里想郎各一天，夜里梦郎在身边。

醒来不见亲郎面，心肝脱得几多层。

亲哥走后守空房，哭了一场又一场。

叔婆伯姆来相劝，伤心愁苦泪两行。

妹到堂前慰爷娘，明日去到观音堂。

神前赐愿来保佑，保佑我郎早回乡。

男：

人在番片心在家，少年妻子一枝花。

家中父母年纪老，手中冇钱难回家。

郎在番邦妹在乡，郎就等雪妹等霜。

郎今好比油灯盏，冇妹添油火冇光。

阿哥出门去外洋，郎就孤单妹凄凉。

赤水黄沙庭门远，望妹不到痛心肠。

这是远隔重洋的男女对唱，是歌唱者的揣摩心思、模拟代答，还是蒙太奇的镜头剪接？读者不得而知。但无疑的是，山歌唱出了男女主人公的真情和深情，诗歌形象鲜明，女子的痴情与坚毅精神、男子的善良与孝顺品格都得到生动体现，诗中对比、比喻的运用和心理描写艺术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客家民歌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从民歌的自身发展来看，它继承和发扬了我国《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同时还兼收并蓄了吴声歌曲、畲族山歌的文学养分，因此，它对中原文化的南方传播以及历代客家文人的成长都有积极作用。从传播的途径来看，客家民歌在平民百姓中口耳相传，不拘男女老幼，遍布城市乡村，既丰富了客家民众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百姓的文化素养，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文化的普及与推广。随着客家人迁徙到台湾和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客家民歌等民间文学传播得更远，影响更为广泛。据相关资料统计，当前四千多万海外客家华侨散播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家民歌也因此具有了世界意义。从客家民歌的内容来说，反对压迫剥削、争取自由平等、憧憬美好生活，是客家人心灵历史的投射，也是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精神力量。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客家民歌是客家民俗风情的一个缩影，举凡劳动、生活习惯，爱情表达，人际关系和移民历史等等，都可从中找到生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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