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骆驼般精神”的黄文杰

黄文杰(1902-1939)，原名祥庆，兴宁市大坪镇人。曾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职工部部长，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副部长、秘书长等。

1925年，黄文杰被黄埔军校录取，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黄埔军校中共特别支部推荐黄文杰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与他同期入学的有王明、张闻天、王稼祥等60多人。1929年,黄文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精通俄语，被分配到苏联的伯力、海参崴一带从事党的工作。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局遭到极大的破坏，需要补充新人。黄文杰奉命回国，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经常出入法租界等地，以合法身份参加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宣传马列主义。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黄文杰积极发动工人和广大群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持积极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蒋介石对上海人民这一抗日行动十分忌恨，不但把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而且大力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上海地下党员动员人民群众同蒋介石进行斗争,但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大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公开散发传单，致使上海党组织过于暴露，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以李竹声为书记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黄文杰任执行局职工部部长。1934年，由于李竹声被捕叛变，在国民党疯狂镇压下，上海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由黄文杰任代理书记、书记。他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迅速整顿健全领导机关、人事组织，采取相应的步骤开展工作。这时，国民党误认为中共中央还在上海，提出“前方剿匪，后方也剿匪”的口号，连续对上海地下党发动全市性的大搜捕。由于叛徒出卖，1935年2月，黄文杰和组织部部长何成湘等30多人被捕。当天深夜，黄文杰同其他负责人在狱中设法向被捕的同志传达口信：“大家要坚定立场，抓紧准备应付敌人的口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党的机密，也不要承认是共产党员，除非到了刑场才喊共产党万岁。”

黄文杰被捕入狱后，被判处15年徒刑，先关押在上海，后转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黄文杰化名李光龙，泰然自若，严守党的机密，坚称自己是学者，写信要家里寄《三国演义》《唐诗三百首》等书籍，在狱中阅读。在监狱里，黄文杰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旺盛的斗争意志，带领同志们同敌人展开顽强斗争，始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为了全民族的利益，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武汉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立即营救在狱中的同志。黄文杰被保释出狱，留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做党的组织工作，协助周恩来等同志工作。南京办事处迁至武汉后，黄文杰任长江局组织部副部长、长江局秘书长。他积极协助组织部部长组建长江中下游各省党组织，先后建立起南京、湖北、广东、浙江、安徽等省市党组织。

1938年12月底，周恩来写信叫黄文杰赴渝接受任务。黄文杰当时已有病在身，但他仍带病坚持，辗转抵达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中负责组织部工作。其间，他出版了《论政党》一书，并且以“绚云”“烂光”等笔名在《群众》《解放》《新华日报》等党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9年10月，黄文杰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重庆不幸病逝，年仅37岁。黄文杰逝世后，重庆办事处的全体同志为之致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自送葬至墓地。为悼念“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群众》《新华日报》均出专版以示纪念。叶剑英的悼念文章《悼黄文杰同志的死》登载在《群众》，称赞黄文杰“做事认真负责，有骆驼般精神”。

（中共兴宁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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