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拓展“粤派批评”的版图
□曹竹青
书架
应如何进一步擦亮“粤派批评”这一品牌，怎样才能将“粤派批评”的学术研究深入一步？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推出了武汉的广东籍学者古远清的新著《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颇有启发。
通常讲的“粤派批评”，主要是指评论广东地区乃至全国各地作家的作品，而古远清则开拓了另一个新天地。他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海外有一支“文学粤军”》《“粤派批评”在台湾的批评实践》，从标题到内容，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今，他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为《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让人一目了然“文学粤军”的队伍是如此壮观，仅书中提到的就有梁锡华、方修、陈雪风、梁丽芳、王润华、曾敏之、卢玮銮、李英豪、梁秉钧等。出身广东中山的叶维廉，是比较诗学的大家；原籍广东潮安的方修，是马华文学史研究第一人；出生于广东开平的唐文标，是反抗现代派和台湾右翼文学的战士；祖籍广东梅县的曾敏之，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开创者。
写文学史，有一个作品经典化的问题，对《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来说，是如何才能使评论著作经典化。评论家专著的经典化，比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更为困难。困难在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各国各地都有不同的标准，难以把握。二是文坛派别的困扰。当今文坛有拉帮结派的现象，对文学史写作者来说，拉帮结派就意味着多写自己赞同和亲近的那一派评论家的作品，少写或不写自己不喜欢的评论家的作品。古远清写的众多海内外粤籍评论家，不少虽然相识，但没有私交，所以他用不着去搞“友情演出”。
我们身处一个庞大的世界市场之中，正是在这种市场里，流行作家往往“战胜”严肃作家，如在香港，金庸的知名度就远远超过雅文学代表作家刘以鬯；在这样的环境里，评论家更是被流行文学逼入墙角，读者知道他们的名字少之又少。古远清这本书除尽量摆脱意识形态的干预外，还力图远离商业化的制约。作为一位文学史研究者，作为“粤派批评”的一员，他的研究对象都不可能是畅销书作家和评论家，更不可能与研究对象进行利益交换，给自己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明知是冷问题研究而愿坐冷板凳，这种逆市场而行的写作，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文学创作讲究“接地气”，这是指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实际，反映底层人民的真实情感。古远清这本书，也体现了“接地气”的特色。他十分关注当下时代现实和文艺现场，具有面向现实的问题意识。此外，《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写法上通俗易懂，不故作高深，不大量引证西方文论，不搞名词术语轰炸。他坚持文艺面向读者而不是面向市场的立场，注意与受众对话和沟通。
曾有人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其理由是“当代”的定位过于宽泛，学科的界限不确定，且距离时间太近，不一定能看清楚。其实，昨天的文学现象就是历史，对这种历史进行价值诠释并无不妥。古远清是主张当代文学可以写史的，这充分体现在该书第五编《文学粤军在内地的批评实践》中。这里特别要指出古远清写史的一个特色：注意标题的亮丽和定位的准确。像该书第五编《吹来新风的评论家》所拟的“洪子诚：让当代文学有‘史’”和“显露出大家气象的杨义”的标题，便显出著者的判断力，也就是通常讲的“史识”。
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评论对象的定位一定要客观公正。可贵的是，古远清并没有对书中写到的“粤派批评”家一味“喷香水”，如谈香港评论家胡菊人那一节，从标题到内容都说胡氏走的是一条“反对神化鲁迅的歧路”，其否定的篇幅远远多于褒扬。对温儒敏不认为有“客家文学”的看法，也是持保留意见。该书的前言更是指出海外粤籍评论家带有明显的圈子色彩和写作带有娱乐消遣的“玩票”性质等方面的缺陷。所有这些，均体现了著者的主体性。
《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值得肯定之处，还在于花了不少篇幅去阐述历史背景，由此整理出“粤派批评”的谱系。古远清一再强调，“之所以把‘文学粤军’的批评研究延伸到境外和海外，为的是寻找‘文学粤军’及其‘粤派批评’的谱系，为一个真正有发展前途的文学批评群体开辟前进道路，从而进一步强化岭南文化的凝聚力，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促进区域文化发展，使全球化不至于淹没地域性，使‘粤派批评’在全球化格局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加固。”这充分说明研究海内外“粤派批评”的现实意义。总之，“粤派批评”这一概念“始作俑者”的古远清，其新著从籍贯角度切入，这对扩大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和岭南文化研究的版图，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具有启示性和开创性。
新闻推荐
本报讯（记者张少邦）昨日下午，一群20世纪70年代由梅县业余体校培养出的教练员、运动员相聚市体育训练中心，用以球会友的方式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