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弟姐妹
母亲生了五个孩子，老幺夭折了，剩下我们四个，艰难地长大成人。
哥哥生于闹饥荒的1959年。母亲怀他时，饿狠了，整日到地里摘野菜充饥，脚肿得穿不上鞋。据说，哥哥出生时，红扑扑毛茸茸活像只小猴。
本人屈居老二，生于1963年正月。好容易有口饱饭吃，母亲只顾自己口腹之欲，全然不管我营养过剩，玩命地大块朵颐，结果出生时鄙人净重十斤半。回忆往事，母亲还心有余悸，食指戳着我脑门：你呀，差点要了我的命！言外之意：小妮子，你敢不孝顺老娘？
弟弟的出生，没啥可圈可点，母亲不怎么提起。不过，她言语间曾流露，原本不打算要，只因他太顽固，没能打下来。弟弟好似永远长不大，成了家里的一大“麻烦”。
1968年秋，妹妹耐不住寂寞，出来凑了热闹。妹妹出生不满一百天，我们全家被下放，来到了乡间。
没多久，热情的乡亲们给我们逐个送了礼物——绰号。
村里曾有个叫华的人干过剃头营生，自此，凡是名字中带“华”的，一概被称做“剃头华”，哥哥也未能幸免。
我叫非，那地方的口音“非”“匪”不分，我因而成了“土匪”。
弟弟饭量大，喜欢用盛菜的大钵吃饭，日后被叫“大钵头”。弟弟经常欺负妹妹，妹妹一怒之下，将“大钵头”改成了“烂钵头”，时至今日，妹妹恼怒了还这么叫他。
妹妹的绰号来源于我们那儿给兴宁县货郎编排的一首顺口溜：兴宁拐，着吊裤，屙烂屎，扯烂布。客家人把“心玲”说成“兴宁”，妹妹自然成了“兴宁拐”。小顽童每每碰见，总会朗朗地唱上几遍。妹妹虽小，却颇有主见，1978年，全家复户回城，她当机立断，把“心玲”改单名“伶”，甩掉了跟随十多年的“兴宁拐”。
哥哥占尽老大的便宜，在他嘴里，我们仨都是“笨蛋”。老大充分利用他的优势，对我们进行“残酷的盘剥”。
最厉害的一招是霸椅子。他定的规矩，他喊：一、二、三！然后谁第一时间指着哪张椅子说：这是我的！那椅子就归谁，旁人不能坐，犯规一次罚款一分，一个花生顶一分钱，糖果饼干不能算（我们都不爱吃甜），竹躺椅分成头中尾三份。妹妹太小不参与。哥哥很绝，他喊时把一字拉得很长，二字话音未落三字应声而出，我们没来得及反应，他已迅速地霸了三个位。
弟弟自知抢不过人，干脆挑了个不被人看好的竹躺椅中段，好歹算有了个座位。
我开始想占个单椅，可总比哥哥慢半拍，反而一个也没占着。从此，我没了座位，整日里小心翼翼，谨记不能坐。无奈习惯已成自然，难免时时犯规。分到手的花生几乎都用于抵债（晓通医道的父亲免费行医，患者时常奉送糖果、饼干、花生等，作为酬谢），可还是刚还旧债又欠新账。
弟弟日子不比我好过，他的位置在竹躺椅的中间，再小心地坐下，也会越界碰到哥哥的地盘。弟弟打小就很赖，被罚多了，干脆来个虱子多了不怕痒，任由老大喊着：一分、两分、三分……也不起来，意思是既然都罚了，我索性多坐一会儿。弟弟另一招还是赖，每回分了花生，漠视老大的严厉眼神（父母在场，老大不便明言），先吃为快，事后，他辩解说，债先欠着，以后再还。
过年了，穿着簇新衣裳的我们仨，每人拥有了一角压岁钱。哥哥打上了弟弟的主意。他画了一张几可乱真的“钱”，想和弟弟换。尽管他极尽花言巧语，可挂着鼻涕的弟弟犹豫了半天，终是决定不换，给老大惯有的自信予以沉重的一击。
挨揍时，我的反应和兄弟截然不同。“暴风雨”来临之际，没等母亲拿下墙缝里的竹鞭，他俩早已逃之夭夭，天擦黑才磨蹭着回家，常能逃过一顿鞭打。我却胆小怯懦，对“暴风雨”前的恐惧胜过一切，只望快快熬过去。母亲找鞭子，我便找墙角，看就近哪个墙角深，急急跑过去蹲下，两手护着脑袋，“哇哇”地哭开了。只要母亲有了揍意，我总能协助她把愿望实现。
弟弟一直扮演着令人生厌的角色。他的鼻涕和涎水终年流淌，源远流长。每到冬天，脸和手都污黑皲裂，疼痛令他害怕清洗，长期没洗干净，皲裂得越发厉害。就此年年恶性循环。冬天的衣服本来就厚，经他的涎水日复一日地浸泡，扣子旁边的地方又厚又硬，解扣子成了一大难事，时常把母亲已经皲裂的双手弄得鲜血淋漓，忍不住骂骂咧咧，而后对我说：你帮他把扣子解了。为使他的衣服免遭“水灾”，六七岁了，整日给他挂个围脖，成为村中一景。
弟弟总欺负妹妹，他乐此不疲的，是把手指贴近妹妹的眉心，威胁说：别碰我，碰到我就揍你！妹妹即时惊恐得战栗不止，立马讨来一顿“暴打”。我和弟弟的“战事”，大多因妹妹而起。直到今天，妹妹回忆无端挨打的情景，还忍不住地骂：死烂钵头！烂钵头！就为这，弟弟至今没被叫过哥哥，“烂钵头”一直沿用到了今天，成为跨世纪的称号。
搬回城里，我家屋旁搁置着一辆拖拉机，已念初中的弟弟，时常领着邻居小孩在那爬上跳下，兴趣盎然地玩上半天。
妹妹上了学，有一天，我写个中字问她念什么。她想了半天摇摇头。我着急地说：中国的中啊！她困惑地眨巴着眼问：旁边怎么没有国呢？
妹妹肚里藏不住事。有几回放学后饿得慌，我偷煮过几回粄皮（大米制品，用油炸的类似虾片的食物），担心妹妹告状，便警告她：不许告诉妈妈！妹妹信誓旦旦地保了证。可每次母亲回来，还没等她坐下，妹妹就慢慢磨蹭到她身边，为难地看着我说：姐，我说了啊，姐，我可说了啊。明察秋毫的母亲立马给妹妹壮胆：快告诉我，有妈妈呢。妹妹不顾我制止的眼色，终是把我出卖了。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早已“各领风骚”。哥哥在一单位任法律顾问，我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妹妹已是保险界的精英，弟弟一跃成为了乒乓球与书法界的资深教师。我们离多聚少，偶尔团聚，哥哥依旧喊我们笨蛋，妹妹清脆的“烂钵头！烂钵头”的声音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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