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到了，年就到了
□吴松山
小时候过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家五口齐上阵，到村里公用的踏碓房干活。在碓臼（石制的）放上糯米，我和母亲、妹妹、弟弟轮流站在踏碓上用力踏。祖母则坐在碓臼旁，在碓锥一上一下时，用擀面杖把碓臼里的糯米上下翻拌，直至糯米全部变成粉状。
年前是忙碌的。我们既有合作，又有分工。母亲是山东人，我和弟弟妹妹又小。祖母当之无愧成了我们家的“春运”总指挥。我们服从祖母的安排，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地开展工作。兄妹三人负责贴春联、挂灯笼，大扫除；祖母和母亲则忙着把糯米粉进行转化，蒸年糕、油炸煎堆。宰鸡杀鸭，置办年货，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对过年的重视程度，超出很多家庭。这一切，就是为了迎接一年到头远在山东工作的父亲回家过年。
好男儿志在四方。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东北当兵的父亲转业来到山东海阳县农业局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父亲在山东海阳娶妻生子，从理论上讲，如母亲留在父亲身边，安排一份工作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我三岁那年，父亲考虑到老母亲在老家广东梅县松口，独自一人，无依无靠，便做通母亲的思想工作，要她带着我回老家照顾祖母。母亲毫无怨言，义无反顾南下。从此，和父亲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父亲在县农业局工作，主要负责农业技术推广，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他为人非常随和，不论到哪里都能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他曾跟我说，当年下乡，老百姓普遍用烟杆抽烟，看见父亲，他们就把抽得正起劲的烟杆递给他。烟嘴上沾满了口水，父亲二话没说接过来就抽。入乡随俗，靠着这种真诚交往，父亲很快与当地村民建立起水乳交融的关系。相辅相成，他们也非常支持父亲的工作。
与父亲相比，我们是幸福的，至少我们可以抱团取暖，我们有个家。虽然这个家缺少父爱，但一家人能在一起生活，其乐融融。家中谁生病，有人嘘寒问暖。有一年祖母得了重病，身体虚弱，我便到河里抓鱼给她补养身体，一个月下来，祖母的身体慢慢康复。说来非常可怜，我们家的劳动力在村里的排序是最弱的。就母亲一个劳动力，她要起早贪黑赚工分。母亲一年辛苦下来，还得用钱买工分。买工分的钱，全家指望父亲。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当年的工资只有50元，他每月要寄20元回家帮补家用。每到过年时，我们翘首以待，期盼父亲回家过年。
有一年，父亲回家过年特别不顺利，转车时买不到票，滞留在当地。人家的年在家里过，父亲的年在旅途中过。旅途漫漫，看到别人过年，心里是何滋味，只有他最清楚。我们这头也不好过，饱受煎熬，说好的到家日期就是不见父亲。一家人精心准备的过年食物，焦急地盼望着父亲回来享用。一个年，一家人过得心事重重。每当夜幕降临，我们又点燃起希望，希望一觉醒来能见到父亲，结果第二天又落空。周而复始，让我们备感度日如年。面对周围欢乐的氛围，面对如此丰富的菜肴，我们快乐不起来，无半点食欲。等呀等，盼呀盼，终于在过完年初十，我们等来了肩挑行李、疲惫不堪的父亲。那年春节特别让我终身难忘，我们的年比别人晚过了十天。
家对父亲有着地心般的引力，不管旅途如何艰辛，如何曲折，家在哪里，父亲就到哪里。父亲到了，年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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