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诚/口述 雷乐/整理 从赤贫归侨小子到大学教授
11岁从印尼归国返乡
1936年4月，我出生于印尼棉兰市。我的祖籍地梅县（现梅江区三角镇坜明村）。1928年，我父母留下年仅6岁的女儿（我的大姐）与祖母在老家相依为命，两口子背井离乡、远渡印尼谋生。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各国沦陷了。当年，我家只靠父亲在一家华侨开的鞋店做工，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我有兄弟四人，均在南洋出生）。后来，父亲病重无法工作，只好由我还是少年的哥哥顶职。我跟随母亲穿街走巷领洗衣服。再后来，我们全家搬到“山巴”（农村）租地务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同村的华侨纷纷返回城市，我们一家是最后离开的，因为我们在城里已无居所，最后只好乞求父亲曾打工的鞋店的老板和一位好友的支持，我和父亲与店里的工人住在一起，而母亲和两个弟弟则寄住在一位孤身妇女家里的木地板上。1946年，父亲病故后，我家仅靠母亲替店里的工人煮饭维持生活。到了1947年上半年，我已经11岁了，家里仍无钱供我读书。这时，远在祖国家乡的大姐知道我们的处境后，来信叫我回家乡读书，她可以负担。
1947年秋，母亲含泪托亲戚将我带回家乡。
加入闽粤赣边纵游击队
然而，当我回到家乡，却未能与大姐相见。原来，大姐以小学教师名义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46年，因为出现叛徒，大姐转入山区打游击去了。
我回到国内时，解放战争正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各地人民武装力量的活动更加活跃。在我的家乡，武工队的同志每天晚上都到我们村里来，主要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发动群众积极配合广东的解放。我因为大姐的关系，有更多机会与武工队以及潜下山的游击队负责人接触。
1949年初，元宵节刚过两三天，我与同村另五位青少年在武工队刘大姐和小杨哥等的带领下，走了一夜一日，到达清凉山游击区的地下县委驻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的临时营地）。我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游击队。司令员是刘永生（大家叫他“老货”）。第三天上午，大姐突然来到我们的住地。大概是联络站的通讯员告诉她的。据说她当时也是地下县委负责人之一。我第一次见到她，第一次叫了一声“阿姐”，崇敬的热泪涌了出来。由于她另有任务，见面还不到十分钟，她就到别处去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六个人也分开了。我被分配到政治部。
成了一名油印战士
次日一早，由通讯员带我到政治部报到。这是一幢农民的房屋。记不清走了多长的时间，大约翻过了两座大山。当时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干部，他分配我到宣传组负责小报的油印工作，并发了一套蓝制服和八角蓝帽，帽檐上镶有一颗五角星。
部队里既没有印刷厂，也没有什么印刷机器，全靠一双手和简易刮板加图钉。但政治部却要定期出版油印小报。它的主要任务：宣传中央的指示、全国解放的形势和消息、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以及部队的好人好事等。遇到重要消息或打了胜仗后，还要出号外。每期八开纸版面，分两版，定名为《团结报》。印好了小报，及时送到各连排班。宣传组原有三位同志负责出版工作，我到了政治部，印刷工作全交给我了。从此，我成了一名部队最小的印刷战士。
别小看这油印工作，若印刷质量不好，直接影响小报的质量和宣传效果。起初，每张蜡纸要求印二三百份，有时报头要套红。我第一次承担印刷时，印到150份，蜡纸便出现皱褶条纹，只得再重刻一张蜡纸，才能满足印数的要求。后来，我逐步掌握了手工油印的技术，一张蜡纸可印上五六百份。我还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报头或标题的套红方法。我们的小报，到汕头解放后便成为当时的《汕头日报》。
战友们亲如兄弟姐妹。对年纪较大的男战友，一般称什么哥，而对女战友则叫什么姐。像我们的司令员刘永生，大家都叫他“老货”。我经常看见他腰间别着两支短枪。他平时经常到战士中，有说有笑，问寒问暖。记得有一天，他见到我时，便问我：“你是芬姐的弟弟吗？”我回答：“是。”他又问：“在部队生活习惯吗？”我回答说：“习惯。”最后他希望我好好锻炼自己。
烽火硝烟的战斗生活
1949年上半年，解放军大举进攻，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解放中国大片江山。然而，当时广东仍是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占据的一块地方，广东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边纵面临的战争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我入伍不久，边纵部队转移到梅南山区，准备发动一次春季战役。那里距梅县重镇畲坑圩和长沙圩比较近，特别是畲坑，它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据点，因为该镇设有国民党第六行政区清剿司令黄国俊少将的第二指挥所，他手下的兵力约100多人。因此，先打畲坑之敌，既可打掉敌人的威风，又可为部队补充武器弹药。边一团的团副政委和参谋长率十几位战士，化装成群众（其中有一位战士还男扮女装），就在畲坑圩日（3月11日），和群众一起赴圩。队伍进入圩镇，很快对敌人据点发动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最后毙伤俘敌5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120余支，子弹2000余发，电台等物资一批。过了几天，又攻打长沙圩，俘敌20多名，缴获枪支一批。
部队还发动过包括阻击汕头援敌的留隍之战在内的多次战役。说起留隍之战，这与兴梅地区许多县第一次解放有关。5月份，兴梅地区形势发生了历史转折。继大埔解放后，蕉岭县（5月14日）、兴宁县和梅县的国民党军队（5月17日）相继（或同时）宣布起义。汕头敌321师师长喻英奇特别支持起义部队中的部分叛军，将其编为该师的961团，固守在丰顺县留隍镇，趁我主力不在丰顺县之际，重新占领了丰顺县城。我边纵首长决定攻打丰顺。收复了失地，而残敌再逃回留隍。敌961团在留隍竭力扩大防线，加固阵地。我部队在“老货”指挥下，冒雨对敌发起进攻，但由于敌援兵及时赶到，加之连日大雨，韩江水暴涨，影响隔江部队的协同配合，敌人又凭炮楼和高层建筑顽固抵抗，始终未能攻下，只好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后，中央军委要求华南分局书记方方要在9月5日到达江西赣州，与解放军领导人叶剑英、陈赓、邓华会合，商定进军华南地区等问题。当时，华南分局领导及机关人员（包括分局直属文工团第二队），由边纵刘永生司令员和铁坚副司令员率直属一团、二团以及七团护送，星夜兼程行军，终于在9月4日上午到达江西会昌县城，受到四野15兵团48军144师321团指战员和当地党政领导以及人民的热烈欢迎。方方等领导人则于9月5日准时到达赣州。我跟随部队北上，亲历了这次三天三夜艰苦急行军的过程。
9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成立了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的新华南分局，并在叶剑英同志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赣州会议，研究了解放广东等问题。接着又召开了几次高干会议，并赋予闽粤赣边纵队多项战斗任务，主要是配合三野第10兵团31军，消灭由淮海战役溃退下来而盘踞在潮梅地区的胡琏兵团，为解放潮汕、厦门等地区扫清障碍。
9月16日，边纵在刘永生司令员和铁坚副司令员率领下，我们从会昌出发挥师南下，一举解放了梅县、大埔、蕉岭、兴宁等县城。新中国成立那一天，我们政治部的同志，一边发动群众，一边宣传党的政策，而我边纵一团正在围歼盘踞在梅县畲坑的胡琏残兵一个营。战斗很激烈，从早晨发动进攻，直到下午6时才结束战斗，共毙伤俘敌170多人。这次的战果，可作为边纵向共和国诞生的献礼。
10月4日，我们政治部和回师的各战斗团队，与兴梅地委和梅县党政机关以及人民群众，在梅城东较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军民大会。会后，还进行了武装大游行。
10月5日，边纵司令部遵照华南分局的指示精神，马不停蹄，日夜步行军，直插南下，追歼胡琏兵团其余残敌以及地方顽敌。10月24日，汕头解放。25日，除南澳岛和饶平海山岛外，潮汕全境解放。直到1950年1月9日，配合南下大军，渡海作战，歼灭了各海岛上的顽敌，至此饶平全境解放。
我在部队度过的战火生涯，虽然仅是短短的一年，却够我回味一生。
执教华工半世纪
我边纵部队解放汕头后，按赣州会议精神，部队进行整编。一些部队领导人转入地方工作，边纵直属团分别调入各地的军分区，与此同时，动员部分战士和女同志特别是一些小战士，回乡工作或升学读书。我和几位小战士回到梅县。这时候正是1950年的春天。我到省立梅州中学读初一。1955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华南工学院（即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
1958年，正当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进入了第一年，百废待兴的工业正以大跃进的步伐迈进。我校为适应国家工业建设跃进形势的需要，创办了许多新专业和系，急需补充许多教师。最后，学校决定在我系55级两个专业中，提前一年抽取了60位同学留校当教师。我是其中之一，参加“焊接工艺及其设备”新专业创办……光阴荏苒，我在华工教学历程中，度过了50个春秋。
如今，我已双鬓斑白，历经沧桑。回眸过去，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抚今追昔，祖国的光辉业绩，令人欢欣鼓舞；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激励着人民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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