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毛主席开专机 自述
●蔡演威
蔡演威， 1926年生于广东丰顺，泰国归侨，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首长专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他主要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开专机，接送国家领导人出访、视察，在十多年的“绝密飞行”中出色地完成飞行任务，总飞行时间达6000小时，未出过任何事故；他还负责执行或指挥过空运空投、抢险救灾等重要任务；并为中国空军培养了一批批的优秀飞行员（蔡演威个人事迹详见本报1月2日7版“人物”）。现刊登蔡老首次根据真实经历整理的两篇回忆文章——
天气欠佳，毛主席坚持既定行程
六十二年前，我任空运独立第三团一大队大队长。那是1957年6月30日上午，我接到了团司令部的命令：要我们大队对苏制伊尔14型4202号飞机进行全面检查。随后由空军机务工程部、空军保卫部、空间后勤、油料部等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再次进行协同检查。当天下午进行试飞。由联合检查组验收。验收完毕，对飞机进行封存保护。除本机组的机务维护人员以外，其他人员一律不许再接近飞机。
第二天是7月1日，党的36岁生日。早晨7点之前我们飞行组作好飞机起飞之前的各项任务准备工作，按照通知的要求起飞时间定在8点整。根据以前的惯例，凡是有联合小组检查的飞机一定是党和国家重要人物乘坐，只是当时我不知道会是哪一位首长。
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人员有我（机长兼正驾驶）、副驾驶颜汉廷、领航员车贵廷、通信员顾云祥、机械师吴鑑清、空中服务员郭桂钦。我们在7点15分将飞机滑到候机室门前的停机位上，一切准备工作完毕。
按照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当天北京飞往杭州航线上的天气云量10个，要在云上或者云中飞行，南京到杭州的航线上可能会出现由东向西移动的局部雷雨天气，尚符合飞行要求。7点半左右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通知我到飞机跟前，还未等我向他行军礼，他急着询问天气情况。
我说：“北京到徐州在云上或云中飞行，以后航线上下雨，南京到杭州这一段可能出现地区性局部雷雨云，按一般情况，过去我们机组是可以飞行的。”这时气象预报员拿着天气图跑步到刘司令员面前作了详细汇报。刘司令员稍微沉思后转身对我说：“今天是毛泽东主席坐我们飞机，这种天气行吗？”这时我很后悔刚才的回答。
突然一辆苏制大吉斯轿车开了过来，刘司令员马上箭步上前迎接。毛主席的身影立刻映入我的眼帘，他的身材高大魁梧，面带微笑，显得和蔼可亲。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为自己能够为毛主席开飞机而感到兴奋、骄傲、自豪。
刘司令员对毛主席讲了天气情况，劝他先到休息室休息，因为重要专机遇到这种气象预报一般是不能飞行的，但是过了没多一会儿，刘司令员陪毛主席走出来了。毛主席坚持要起飞去杭州，不改变行程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刘司令员没劝住毛主席。司令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为了确保飞行安全，他毫不犹豫地连秘书都没带就陪同主席一起上了飞机。
大雨滂沱，飞机又稳又轻地降落
8点半左右，4202号飞机由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空中走廊后上升到预定高度。大约飞到德州时飞机是在云上飞行，过济南还是在云上或云中飞行。到了徐州，飞机完全进入云中飞行，这时下起了小雨。刘司令员到前舱来询问天气情况，我说：“根据现在气象预报，飞机要在云中雨中飞行，杭州也下雨了。”
快到南京时下起了大雨。飞机在大雨中飞行，这时刘司令员再一次来到前舱，满怀关切之情地嘱咐我：“一定要小心！”我告诉刘司令员：“杭州周围地区各备降机场都作好了让我们飞机降落的准备工作。我们会尽全力使飞机安全降落到杭州。”司令员点了点头回后舱去了。
飞到杭州时下起大雨，开始下降时飞机有一点颠簸，因为飞机正处在积雨云和雨层云中。按计划下降到预定高度和位置，经向地面指挥塔台请示，我按照仪表和杭州笕桥机场的穿云图作穿云下降，并且顺利地下降到指定高度和位置。
当到达近距导航台时信标机响了，我们的高度是60米。这时机场雨下得非常大，地面能见度不到1公里。颜汉廷看方向找跑道，车贵廷协同我按无线电罗盘指示修正使飞机正确对准跑道。
因为机场跑道较长，我们飞机着陆正常滑跑距离用不了这么长的跑道。我没有放襟翼。吴鑑清按无线高度表报50米时，我准确保持飞机对准跑道方向，继续下降，报30米时颜汉廷报跑道就在正前方。
我以每小时比正常着陆大10公里速度着陆（当时我想如果飞机对不准跑道降落不下来，还可加油门拉起复飞，然后再降）。因为跑道上有水，我又以大10公里/小时的速度着陆，所以飞机着陆接地很轻。
当飞机在地面滑跑时，这时雨下得更大，前方稍远点地方就看不清楚了。这时司令员第三次来到前舱，看到我们都面露微笑时，他也舒了一口气，高兴地笑了。飞机滑行到候机室旁停下。司令员高兴地挽着我的手臂向客舱走去。
毛主席站起来高兴地说：“今天很舒服，就是看不见外景。”刘司令员向主席介绍说：“今天给您开飞机的机长是我们的专机大队长蔡演威，是一名归国华侨。”毛主席说：“很多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到了延安，他们都很爱国。”
主席又亲切地问我哪年回国何时参军。我回答：“1939年初由泰国曼谷回到上海念中学，1945年参加新四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调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学习。”主席还问我家里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这时主席亲切地和我握手，刘司令员拍着我肩膀，笑着夸我们机组今天飞行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那一次，主席专机“失联”20多分钟
有关毛主席乘机的情况，几十年来曾经有多家媒体报道或转载，如上海《新民晚报》、广州《羊城晚报》以及《新晚报》等等，连美国《世界日报》都转载了北京《团结报》报道的毛主席1956年6月4日由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返回北京的经过，但各报报道均有失实之处。那次送毛主席去各地视察是胡萍团长驾驶苏制里2型飞机8205号。
按规定团领导干部在外执行重要专机任务回北京时，应由副团长或飞行大队长担任地面飞行指挥，所以那天是我在西郊机场塔台担任飞行指挥员。由于河北衡水附近有些地区性雷雨，8205号飞机向东绕飞了一段距离。
由于积雨云和静电干扰很大，造成空地联络一度中断。刘亚楼司令员到机场来接毛主席，他得知此情况立即到塔台问我联络情况，我向他汇报后，司令员继续让我多呼叫8205号飞机（其实我一直在呼叫）。
司令员向天空张望，情绪有些着急，转身对无线电报务员说：“你慢慢地好好将机器调整好。”又对我说：“以前你们飞行中也有受干扰联络不通的情况吧？”我回答说：“有！”司令员看我着急地呼叫，他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赶上这鬼天气！”
前后大约共有20多分钟与飞机失去联络。当时刘司令员就一直站在我身边，我给他椅子他也不坐。他既没有对我大声喊叫，更没有像有些媒体写的说我嗓子都喊哑了，还说什么“刘司令员在我身边一个劲催：快叫，快给我叫。再联络不通，我就毙了你”，这些话都是无中生有、胡乱编造的。我看到这些不负责任的话，非常气愤。
8205号飞机降落后在候机室前停下，毛主席下飞机直到他老人家上轿车离开机场，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司令员旁边，他也根本没有对胡萍团长说：“你怎么不颠他几下，看他下回还坐不坐飞机。”我认为这种不恭之词简直是对司令员极大的诽谤，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深深感到不安的。
刘司令员非常关心专机的飞行安全，后来毛主席乘坐飞机时均有空军何廷一副参谋长陪同。我接送毛主席乘坐飞机到过上海、武汉、南京、合肥、青岛、北戴河、郑州等地，均是在何副参谋长指挥下安全顺利完成每次飞行任务的。
关于以往几处失实报道的纠正
再有1994年12月19日《购物导报》149期第三版刊登的题为《毛泽东专机历险记》的报道中，说1956年6月4日毛泽东登上他的苏制伊尔14型4202号专机飞抵衡水上空遇雷雨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但经过媒体转载都变了样，毛主席那次乘坐的是苏制里2型8205号机。上升极限高度也报道错误。还说经过1956年6月4日空中历险后，党中央作出决定：毛泽东外出不再坐飞机，乘火车专列。这也是不真实的。
其实1957、1958年毛主席还多次乘坐飞机。据说是1960年我国文化部的领导在乘坐图104型飞机赴莫斯科途经贝加尔湖上空遭遇强雷雨失事后，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才正式作出毛主席外出不再乘坐飞机的决定。当然毛主席破例在1967年还曾乘坐过伊尔18型飞机。
还有某画报上登出毛主席在万米高空飞机上照的相，其实不是在万米高空，而是在我大队伊尔14型飞机4208号飞往徐州上空2100米高度上照的。
毛主席乘过的飞机有苏制里2型飞机8205号，伊尔14型飞机4202号和4208号，还有伊尔18型飞机232号。
为毛主席担任过机长和飞行员的有胡萍、杨扶真、我和王进忠及刘发科、尚登峨、颜汉廷、潘景寅、李恩怒、陈锦忠等同志。
我以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毛主席乘机的一些回忆，以此寄托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敬爱和对刘亚楼司令员的深切怀念。
陪朱老总视察西北22天
朱德同志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毛泽东主席称他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总理赞誉他革命的一生“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我有幸多次执行过朱老总的专机任务，他老人家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其中印象很深的一次是送朱老总视察西北。
朱老总不在乎坐哪架专机
1958年6月末，全国正处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经常外出赴全国各省、市视察调研。
我大队原有苏制伊尔14型4202号专机，据说是苏联政府赠送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1956年夏天，上级又决定将4208号飞机飞赴上海龙华机场，请民航飞机修理厂参照4202号专机也改装成为毛、刘、周、朱等领导人的专用飞机。另外还有几架伊尔14型飞机也改装成机舱内设有睡眠专用床及办公桌等设备的专用飞机，供时任副总理及元帅们使用。
朱老总（时任国家副主席）要赴西北考察，但4202、4208两架飞机都有任务了，他老人家不在乎坐哪架专座飞机。于是，上级派我同副驾驶颜汉廷、领航主任王佩林、通信长郭志诚、机械师李丕成和机械员陈玉合以及服务员小刘等七人组成机组，飞伊尔型4209号飞机（舱内也有睡眠专用床）执行此次飞行任务。
俯瞰故地感叹“他们还是老样子”
1958年6月30日，我们由西郊机场飞往西安，一路上朱老总在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阅读材料。飞机顺利抵达西安，在那里停留了4天。
由西安飞兰州，当天航线上万里无云，能见度很好。当我向朱老总报告天气时，他高兴地说：“那太好了！今天要好好看看六盘山啊！”起飞后，飞机爬升到预定高度又飞了一段时间，开始进入六盘山边沿。这时，朱老总来到前舱，站在机械师身后，俯视前下方。李丕成主动站起来请老人家坐下。我一边注视着各种飞行仪表的指示，一边嘱咐副驾驶平稳地驾驶飞机航行。航线上能见度特别好，在3000多米上空飞行，视野开阔。我告诉老人家飞机已经进入陇县了，朱老总说：“前方山上有几户人家。当年我们长征曾路过这地方， 他们很穷苦。”
飞机飞过娘娘庙附近，很快就看到山顶的坡沟里有许多间用草搭盖的土屋。快到山坡时，我慢慢地将飞机下降到安全高度以内，朱老总俯首细看后对我说：“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变化不大。他们平时用水很困难呀！”
我将飞机恢复到原定的高度，他老人家沉浸在深思中，久久不语，然后站起来回后舱去了。过了一会，一位秘书到前舱问我从兰州飞西宁和兰州飞酒泉的飞行时间是多少，我让王佩林拿着地图去向朱老总讲解。我们部队所有的飞行员、领航员们平时对各条飞行航线的资料早已做好准备，包括全国各城市有机场的地方以及飞往河内、平壤、仰光、金边、乌兰巴托等地的。只要机组接到飞行命令，拿起来就可以执行飞往各地的任务。
“你们飞行员都会看风向呀！”
在兰州停留了数天。当地老百姓有句顺口溜：“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灰沙满城，下雨泥泞。”晚上甘肃省委举行了小型晚会，有电影、舞会等。舞会上争着要同朱老总跳舞的人很多，一个接一个地向老人家发出邀请。
他老人家总是很礼貌地微笑着接受邀请。可能是老人家不擅长跳舞或是要频频应付别人对他的邀请，他总是在一米半左右的范围内慢慢地移动脚步。我就坐在舞会桌边喝茶。老总夫人康克清走到我面前，笑着说：“老总每天都很忙，我们已经出来一个星期了，你们大家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啊！”我说：“西安、兰州方面的领导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她听后点头笑笑。
从兰州飞到西宁，又住了数天。
从西宁飞酒泉，一路好天气。朱老总在航行途中和秘书及随行人员交谈、阅读文件。很快我们就在酒泉戈壁滩上一条破碎的沙石跑道上着陆。飞机滑行时不停地颠簸。因为酒泉民航站建在开阔的、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从任何方向都可进入航空站和停机坪。在兰州迎接朱老总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出现在民航站。
我们的专机停放后，甘肃省公安厅派专门保卫飞机的人员看守飞机，并请我们到万里长城的终点嘉峪关参观。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们说邓小平总书记视察嘉峪关时指示：“要把嘉峪关整修得和山海关一样，好让炎黄子孙后代了解这一伟大的工程。”
我们还被邀请随朱老总一起去玉门油矿参观原油井喷油的演示。当我们到喷油演示现场时，那里已经围了一圈人，他们都是油井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朱老总、康克清、王恩茂等领导同志站在喷油井的南面，我们站在油井北面。现场指挥员宣告“喷油即将开始”，这时我发觉吹着由北向南的微风，若油井开关打开，油肯定会随微风喷落到油井南面。于是我急忙向朱老总人群里的郭秘书和卫士长招手，示意他们到我们这边来，这时王佩林也急忙招手。老总的卫士长和秘书也向我们挥手，但他们并没有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又不能大喊大叫，真是急死人！
来不及了，油井阀门一打开，黑黝黝的原油喷向十多米高的空中，雾状的黑粒正飘向朱老总他们身上。只见卫士长迅速地用公文包挡住朱老总。喷井立即关停。站在下风的人群身上都被溅上了黑油点儿。这时他们才明白我们刚刚招手的意思。当大家离开现场碰面时都哈哈大笑起来。朱老总说：“你们飞行员都会看风向呀！”
朱老总和我讲客家话
从酒泉飞到哈密，视察几天后再返回西安，第二天飞回北京。老总想看吕梁山、太行山等老区，我们便申请了从西安经太原（不降落）回北京。当天航线上云量5－7个。朱老总在前舱看吕梁山、太行山等一些他熟知的老区。他一坐下来就问我：“为什么你们不参加跳舞？”我告诉老总：“在部队里周末或者假日有时组织跳舞晚会，我们执行飞行任务时就不准参加外面的跳舞会。”老总点头笑笑。
朱老总的记忆力非常好，上一年我送他时，他知道了我是归国华侨、广东人。这次便问我是广东省哪里人。我说是丰顺县客家人。他又问我会不会讲客家话，我说会，老总马上说了一句：“cuo非几（坐飞机）。”我答道：“ke li wei（去哪里）？” 他听到后哈哈大笑。之后俯视前方山脉。因为航线上云量较多，飞机上很难看清地面，他看了一会儿就回到后舱和随员下棋了。
在西郊机场降落后，康克清同志对我说：“朱老总这次视察西北，一路到过五六个城市。20多天（22天）的日子里，你们安全、圆满地完成了飞行任务。老总要我代表他谢谢大家。等一会儿要和大家合影留念。”照相时我站在老总身旁，他幽默地说：“这回不用看风向吧。”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临走前，他老人家面带慈祥的笑容，频频挥手向我们道别，坐车离去。
在中央首长之中，朱老总是最可亲可爱的首长之一。他是最精通地形、又最喜爱和我们聊家常的老人。我们执行朱老总的专机任务，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同时也使我们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我常常忆起这位平易近人、毫无首长架子的老人。朱老总确实是位功高不自居、德高不自显、位高不特殊的典范。他将永远活在全中国人民和全军将士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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